“彝製”與“漢製”:水西彝族地方政權的內地化發展

原載:《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0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19年12月13日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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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3日中國社會科學網轉載刊出貴州大學曆史係二級教授、必威官网亚洲 榮譽院長、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張新民原載《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0期文章,題:“彝製”與“漢製”:水西彝族地方政權的內地化發展。全文如下:




    摘要】水西安氏彝族本為羅鬼國所領之一部,經過不斷轉輾遷徒最終在今黔西北地區建立了穩固的地方政權。其政權形式固然不乏自身地域或民族特點,但也有明顯的仿效漢文化製度的痕跡。明代以交通驛道為中心的開發,不僅強化了國家與地方之間的互動,而且也消解了邊緣與中心的差距,有效地推動了多元化政治生態秩序的建構,既加快了彝漢之間經濟文化多方麵的交流與融合,也濃縮了一個時代社會變遷發展多方麵的信息。

    關鍵詞】水西政權;彝族文化;製度特征;社會變遷;彝漢交往

    作者簡介】張新民,安徽滁州人,貴州大學曆史係二級教授,必威官网亚洲 榮譽院長,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中國思想文化史、區域史。

 

    西南曆史上的水西,當與烏撒同時崛起,形成東西兩大部族支係,即東部的水西與西部的烏撒兩大彝族地方政權,不僅在族屬關係上同源,即領地亦相互毗連,形成強大的地方勢力,不能不引起王朝中央的重視。而水西在與烏撒相互聲援的同時,又以範圍廣大的“水內”政權核心區為依托,不斷向東部地區開疆拓土,最終則越過烏江上遊的鴨池河,將管轄領地延伸至“水外”麵積不小的地區,從而與水東宋氏及羅殿地方君長國毗連互鄰,形成多種地方勢力縱橫交錯的複雜政治生態格局。故自洪武四年(1371)起,中央政府為穩定西南地區整體戰略局勢,即在當地設置貴州宣慰司,治所駐地則有意安置在與“水內”核心統治區相對較遠的省會貴陽,成為貴州曆史上聲勢最為顯赫的地方土司。縱觀水西勢力之消長變化,無論其與中央王朝的關係是疏是密,與其他土司的交往是爭是和,都不僅牽連西南地區各種地方勢力的製衡與博弈,同時也影響國家整體邊疆體係布局的安全和穩定。因此,憑借長時段的觀察視域,討論其演變發展的曆史進程,總結其製度建構的特征,即不難看到“彝製”對“漢製”多有所襲用,“邊緣”對“中心”亦多有所取鑒。而國家與地方關係的不斷互動和調整,當然也推動了民族地區多元秩序的建構。惜學界相關討論仍嫌偏少,當有必要多方麵爬梳史料,針對地方社會複雜結構的實際,重新做出適當的分析和討論。

 

    一、早期勢力的發展與壯大

    曆史上的水西彝族統治集團,考其先世,實即“烏蠻十八種之一,所謂大黑盧鹿是也”,雖與其他彝族先民部落有著共同的祖源記憶,但仍分化衍生為一相對獨立的政權實體。如果進一步追溯其久遠的族源記憶,則可上溯至彝文典籍傳說的洪水泛濫期的篤慕(一作篤米),屬篤慕傳下之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係中的默部,或又稱德族支係或德施氏,即篤慕第六子慕齊齊之後裔。蓋烏蠻勢力崛起後,不斷拓疆開土,最初當從雲南大理等地沿烏蒙山脈進入貴州西北高原,後裔勿阿納世曾建“柯落大城”(今貴州赫章境),以後繼續向東擴張,最終由二十五世妥阿哲(一作妥阿者)建立了穩定的部落政權,政治軍事中心遂由赫章移至大方。考彝文典籍《阿哲與烏撒兩部的交戰》明載:慕俄勾家,德楚仁育氏,仗兵強馬壯,倚甲堅利銳,命左軍向左,攻策婁兜凱,命左軍向右,攻洪甸牛甸,命中軍徑直,攻擊蘇候合。叟課雅雅啥寨,董底女啟寨,渡穀莫波寨,同時攻克後,斃千員敵,擄獲萬條牛,展示了實力,凱旋而歸……烏撒畢麾謀臣,都在議論道:“布氏未立足,阿吉未生時,烏撒被人當馬馱,替人背包袱,實情是這樣!”布史德直,跨兩匹雲馬,要在山林間,拔下虎牙來,如寬闊大壩,出現隻野貓,作一次衝鋒,收兵撤退者,無阿哲架勢,如樹到一線,追一番阿哲,爭先恐後的。這一番戰鬥後,篤舍德俄,跨匹粉青馬,像任洪魯山上,見一隻怪獸,站在山頂上,俯視著下麵。如樹一線倒,追一番阿哲,爭先恐後的。

    到了第二年,阿哲的大員,持鬆杆般長矛,負成排紅盾,興起兵端,兵馬踏征程……篤色啟汝,惱怒著上陣,叫喊著交鋒,阿哲一騎,殺烏撒四騎,這不在話下。阿哲的人多,是不爭事實。威勢的失落,在旦夕之間。在午時之前,篤色啟汝,率無畏勇士,猶石頭落地。到午時過後,烏撒追阿哲,在平陽大壩,如虎把馬追,在高山原野,猶如豺狼進豬群。大小樹都倒,那周阿吉陣亡……過了一會兒,烏撒的大員,報君將之仇,陣勢浩蕩,好比牯牛爭食鹽,頂天的,崖懸上,號角鳴,猶怪車奔馳,輪子轉動衝一般,吼叫著進攻,叫喊著撕殺,大樹小樹倒,德楚仁育陣亡。兩位親王,命不該絕時,卻以身死,好比在深山,把豬羊牧放,遇豺狼出沒,死是必然的。足證妥阿哲勢力不斷擴張後,曾與烏撒有過矛盾、內江、衝突,乃至最終發生激烈戰爭,失敗後才被迫從赫章退避到大方一帶,再繼續向東拓展和擴大其疆域範圍的。而烏撒亦因戰事的順利而從此由弱變強,一改其長期依附於妥阿哲部的低下地位,將勢力範圍迅速由威寧、赫章推廓至今畢節、納雍、水城、盤縣一帶,形成了“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即時而矛盾衝突,時而結盟互助的政治生態格局。

    妥阿哲部由西向東不斷拓疆開土,至宋嘉定年間,勢力更加強大,遂以烏江上遊的鴨池河為界,河水之西歸羅氏,河水之東屬宋氏。而水西羅氏本為羅鬼國所領之一部,勢力時大時小,轄地則代有盈縮,元代一度設亦奚不薛,政權力量強大時,疆域甚至“東至播州,南至羅甸,西至烏撒、芒部,北至阿永蠻”。而修文、息烽、清鎮等地,當屬“水外六目”,實已越過鴨池河東岸,直入貴陽地區。水東宋氏雖與水西安氏(朱元璋賜姓後改稱安姓)隔江相望,然中心地仍離鴨池河(流經修文、息烽一段稱六廣河)較遠,轄地則一度“南至播州,北至八番,東至葛蠻,西至羅甸”。按《元書》卷八十六《阿察傳》稱水東疆域為:“南至播州,北至八番,東至葛蠻,西至羅甸。”“播州”與“八番”正好南北對反,當互乙置換,方可正確。)故水西之名雖主要見於《元史》,但大體仍不出羅鬼國範圍(關於羅施國的考證,筆者已另撰有專文,故此處暫不再贅述)。溯其淵源,似仍與烏撒同祖,乃以六祖未分支之前的篤慕為共祖,亦出自“昆明”或“嶲”,至遲漢晉間已由東川遷入黔西北,統治當地達千年以上。而烏撒與水西之中心,一在今威寧,一在今大方,不僅地理區位鄰望毗連,而且交往關係亦極為密切,盡管地方勢力的消長起伏變化極大,中間尚多次經曆過大規模的戰爭或動亂,而愈到後期其內地化發展的趨勢便愈突出,但整體分布格局仍少見大幅度的變動或調整。

與水西一樣擁有共同祖先神靈符號而可舉者,尚有與其毗鄰的建昌、雷波、烏蒙、東川、芒部、永寧、普安、普裏等,均為不斷分化擴大的地方部落政權,乃六祖之後的裔傳分支。無論地理區位或血緣關係,都彼此牽連或旁涉互及,擁有共同的祖先象征符號和族別文化特征,不僅反映了彝族先民社會不斷分化滋衍的複雜家支關係,同時也可從中一窺地域遷徙路線及相關分布特征。

 

    二、從羅鬼國到宣慰司

  自篤慕傳下之慕齊齊至二十五世妥阿哲,由於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的不斷互動與調適,特別是外來文化因子滲入後必然發揮的誘變作用,社會結構已開始由遊牧遷徙經濟轉為混農牧定居經濟,所謂“逐水草而居”早已轉變為定牧定耕,表現出強大的文化生存及自我調適能力。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地方君長製政權,實即羅施鬼國的前身,因宋代卷人與大理的長程馬市交易活動,遂引起了中原史家的關注,留下不少文字記載。其活動中心主要在今貴州大方一帶,範圍東起威清(今清鎮),西交烏撒(今威寧、赫章),南抵安順,北至赤水(畢節東北)。明人周洪謨《安氏家傳》嚐述及其明以前之世係,道光《大定府誌》之體西安氏本科則總結其自漢以迄清初之曆史,均極應引起今人的注意。

  道光《大定府誌》之記載雲:安氏自漢後主建興三年(225)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長水西。其受命於中原,為蠻長,為羅甸國,為姚州刺史,為順元宣撫使,為貴州室慰使,號凡六更。而於其國嚐自稱為趣慕(一作苴慕),謂其妻為乃枼(一作耐德)。土司、土目之長妾及土舍之妻,稱曰屑枼。其官有九扯九縱之目:九扯者,自上而下之等級,猶中國之九品;九縱者,分司掌事,猶中國之九卿。九縱之目不可得,九扯(亦作九批)則更苴、不魁、擢魁、補木、器脈、備所、罵色、貊拔、黑作是,其地共有十二則澳。則澳蓋子旗之轉,其製猶唐之州、宋之軍。則澳之下有四十八目,又其下有百二十罵衣,千二百夜所,蓋猶中國之鄉裏甲也。又自有夷字、夷誌,以紀其先代之掌故,語言亦多不與中國同,此其典章之要最也。

  以上所言,史實多有訛誤,其中較突出者,即錯認羅施鬼國為羅殿國。檢包汝揖《南中紀聞》:“羅鬼國禾米佳過中國……安酋國中甚富”雲雲,文中所提“禾米”,或又稱“斯禾”,實即燕麥。其“狀如麥,外皆糠模,內有芥子一粒,色黃可食,群苗以此為麵,每人製一羊皮袋,盛數升,途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麵,其地賴此甚多”,故“土人以燕麥為正糧”。特別是與雲南毗鄰的烏撒地區,“風氣剛勁而多寒,故梗稻難藝”,顯然“不產稻,唯食苦蕎雜糧”“以牧羊為業,食蕎米度日”。考彝族古歌“東南西北方,處處都一樣,蕎麥緣油然,棵棵卡得壯”,更可見蕎麥種植範圍的廣泛。故即使明代人駐的外地軍屯漢人,其“所資以生者,惟蕎、大麥而已”。而揆以今貴州西北高原彝族風物習俗,更多有可供目驗之實證經驗以作支撐。(按《南中紀聞》載:“羅鬼國禾米佳過中國”,犢黔書》卷六“燕麥”條作“羅鬼國禾米亦佳”,甚是。道光《貴陽府誌·餘編》卷二十《雜識下》暗抄正文所引張澍大段文字,而又將“羅鬼國禾米亦佳”徑改為“羅鬼國禾米不佳”。蓋不識黔西北乃高寒山區,糧食作物以蕎麥為主,所謂“禾米”實即“燕麥”。故一字之改,則誤之太甚。至於當地的玉米、洋芋等旱地作物,則當在人清以後才開始引進和種植。具見水西安氏與古羅殿國,雖族群源流仍有合轍一致的密契擅變關係,但前者所居之地仍隻能在黔西北,決不可與位處黔西南之後者混為一談。又明人郭子章《黔記》:“羅羅本盧鹿,而訛為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穀、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自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則之所以稱為羅施鬼國,必與其尚鬼習俗有關,且當為黑羅羅或烏蠻,而有別於自羅羅或白蠻。羅羅或又作“倮?,“分黑白兩種,黑者為大姓,最貴;白者為小姓,次之。階級綦嚴,不通婚姻”。順元路設立時,羅殿國尚未滅亡,其地則延至今貴陽地區,時尚未為水東宋氏所轄,又何能牽連互混為一地,以為所變者不過名號乎?

其實,羅施鬼國長期皆為“外化”之地,王朝體製力量始終鞭長莫及。元代始就其地設宣慰司,蒙古語稱“亦奚不薛”。考《元史·來阿八赤傳》:“羅氏鬼國亦奚不薛叛,詔以四川兵會雲南、江南兵討之。”清人以為“亦奚,水也;不薛,西也”;羅氏“統號曰水西部,而蠻語曰亦奚不薛”。則亦奚不薛如不與羅施()鬼國完全重合,亦必為其中之一大統治家族。故《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二十年(1283)秋丙寅,一俟戰事平息,即“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開雲南驛路。分亦奚不薛地為三,設官撫治之”。盡管與鄰近之八番地區相較,元朝勢力之進入顯得相對較弱,但也足證當地已步入土司時代,且有流官直接插入其中,以一分為三的方法切割治之,從而削弱其家支相互聲援之合群凝聚力。然其地雖割裂為三,範圍仍主要限於水西一地。誠如道光《貴陽府誌·土司傳》所雲:“羅氏鬼主後稱羅氏鬼國……分水東、水西二部,水東稱貴州,水西蠻語稱為亦奚不薛。”(:羅氏鬼國即羅施鬼國之同音異寫。)安氏乃入明後賜姓,實亦羅鬼國君長,惟入明後改稱貴州宣慰司,領地縮小後又稱水西宣慰司。而羅鬼國與羅殿國、亦奚不薛一樣,其名則漸趨湮滅,以致越到後世即越少有知之者,然考察其前後源流,仍當為“羅羅”之後裔,“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為姓,一名羅鬼,一名爨人”。

 

    三、彝製權力支配係統的形式與特征

  《水西安氏本末》所提到的“則溪”,早已見於“南宋開慶己未”(1259)的彝文《攔龍橋碑記》彝族文獻《支嘎阿魯王》《估哲數》《水西製度》《彝族源流》等亦多有記載。取漢、彝兩種文獻比觀互考,或可一窺彝族社會之真際。“則溪”又作“宅溪”“宅吉”,彝語意為“倉庫”,主要用來征收實物租稅,即所謂“修一棟房屋,安一架大倉,這樣做以後,宇宙的四方,繳租如螞蟻行,征稅似牛出圈。在房屋正堂,設下大倉,納稅如白鶴。契約字據,好象樹葉落,木刻和竹筒,堆積如柴薪。天管一切賦,地管一切租,產生所有大倉,就是這樣的”。但倉庫蓄糧必須有士兵屯守,駐兵屯糧亦必須設置倉庫,遂以主要用於囤糧之“倉庫”為象征符號,表示其為彝族社會特有的行政區劃,實際即為以父係血緣家支宗法製度為基礎,不斷壯大發展起來的軍政合一的政權組織。家支乃是家族組織不斷分化演變的必然產物,不能不有“大宗”與“小宗”的區別。一方麵構成了交叉錯雜的血親網絡,形成了親疏遠近的族際關係。另一方麵又擁有以“祖源”身分為定位的共同記憶,長期保持著“同宗”的歸宿性認同資源。彝族社會既然能在縱向的血緣傳承關係上凝聚成規模頗大的宗族組織,當然也可在橫向的地緣空間上形成相應的行政組織。這就決定了“則溪”頭目既是其內部分支主幹係統的宗親共主,也是國家權力體係策略性認可的地方土目。他們大多同時具有族長與土目內外兩重身分。因此,土目之上固然即為宣慰使,其下則必有大小不同的眾多家支。而宣慰使不僅在行政上具有管轄一切土地的合法性權力,而且在族群內部也擁有統屬一切家支的宗主性威權。

  則溪製度據彝文典籍《支嘎阿魯王》所載,似當始於折怒王的時代,或其時已有九大則溪的設置,主要集中於烏撒、烏蒙一帶,並延伸至今黔西南部分地區。水西地區則更擴大為“十二則溪”,即作為最大的“宗主”或行政總管的宣慰使,若除去其自領的一片規模可觀的土地,範圍廣涉其轄下各旁支政權領地外,其餘尚有十二個小宗或行政分管,即所謂“掌管疆域地界,各治其片區”。權力來源或世襲,或受封,或內部交叉更迭,入明以後逐漸受漢文化影響,遂開始以嫡長子承襲,然後逐層分享與其職位相應的權力資源,分別擁有大小不等的土地及依附農民,形成上下嚴密的十二個宗法組織或行政機構,所領土地亦當極為廣大。如彝文典籍所稱:“定嫡長製度,地方有秩序,地方安寧,享受太平,漢有禍患”。可證嫡長繼承製的建立,的確化解了內部權利爭鬥可能導致的混亂風險,發揮了穩定政權秩序結構的重要作用,乃是與漢人社會頻繁接觸後才產生的文化現象。

  宣慰使雖然要由帝國王朝任命,按明製當為從三品,但仍可“世守其土,世長其民”,能夠在其下自行設立“九扯九縱”等官品職守,可以長期保持其固有的社會管控機製。根據(水西安氏本末》的說法,其中之“九扯”,實即“自上而下之等級,猶中國之九品”;“九縱”則“分司掌事,猶中國之九卿”。按宣慰使作為宗法與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在彝族內部則稱其為“苴穆”(按“苴穆”在彝語中,意指神聖而悠久。以下所列,亦多有尊貴之義,文煩恕不一一說明),表現為政權與族權的不可分割,二者恰為一體兩麵的關係。以下則依品秩或事權的不同,分為輔佐“苴穆”高下有別的等級。居首位者當為“更直”,總管一切具體行政事務,即所謂“最貴者日更直,不名不拜,錫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慕魁”“勺魁”當為輔臣,“罵色”可能分掌軍事,“黑乍”似即分掌牲犔,其餘可知者尚有“誠慕”掌祭祀,“諾唯”掌典籍。

  記載其事最詳者,當則推彝書《土目姓氏儀禮論》:當各君一部之時,稱君長為苴穆,猶可汗、驃信之號,既附於朝,則為宣慰、宣撫……其下執事之人,分四等:曰阿牧,曰披土,曰園約,曰機那。事分九秩:曰更苴,曰穆魁,曰濯魁,三者師保也,總眾務為一秩。曰誠幕,掌宗祠之祭祀,修世係之譜碟。曰白幕,掌喪葬之齋蘸,為一秩。均坐而事議者也,位阿牧。曰諾唯,曰榪葩,言執事左右也,司文書。曰慕史,掌曆代之閥閱,宣歌頌之樂章,為一秩。曰罵寫、曰罵初,猶連帥卒正也,司武事;曰弄餘,掌禮儀而專司家務;曰崇閑,掌夫役以督農耕,為一秩。皆作而行者也,位披土。其次曰濯苴、曰拜蘇,曰拜項,司閽事;曰黑乍,曰拉墨司牲犔者,為一秩。曰項目,司器物者;曰弄都,司禮物者;曰初賢,司環衛者;為一秩,皆奔走服勞,位園約。此外,一切服役之人為一秩,皆為機那。秩,譯言司也;室也,為九室以居之,各司其事。其餘分莊屯而理土務者為清管,不居位秩,驛能而使,總謂之頭人。依等第而相統屬,皆授以地,能事則世,否則削去。

  如此繁複完備的“彝製”,完全可能是後人攀援比附“漢製”的結果。但也不能說毫無史影,純粹出於偶然的曆史想象,至少說明彝族政權製度係統內部的官員,“職守”必有大小,“品級”亦有高低。代表“上下品級”的“九扯”與“分司掌事”的“九縱”,既相互支撐,又彼此配合,雖明顯仿效漢家製度,但的確又是高度一體化的。具見“九扯九縱”乃是一種既區分上下等級,又明確各自職守的官人之法。

 

    四、彝製對漢製的仿效與借用

  “九扯九縱”除見諸彝文文獻外,漢文典籍亦時或載之。例如,清人張澍曾搜訪黔苗竹枝詞多首,其中一首便涉及“九扯九縱”。不妨具錄如下。

  濟火荒礽長水西,更苴罵色麵深黧。

  精兵自是諸蠻冠,妄效形天目作臍。

  原詩之下,張氏自注雲:“倮倮,在大定,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季,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更苴,次則慕魁、勺魁,以至罵色、黑乍,皆有職守。”可證“九扯”的確有類於漢製之九品,乃是一種階次分明的官人之法。有關其具體名目,清代大儒鄭珍亦嚐論及。考其緣由,則為鄭氏曾在黔西觀音閣訪得安貴榮鑄鍾,鍾之口徑凡六尺,上欽“貴州等處承布政使司土官右參政安貴榮正德庚午(五年,1510)冬長至節後三日造”,並勒有以下一段文字:宣慰使安萬鍾,國子生易紹,把事二,氣脈三,白麼一、裸所三、董督者老一,頭目四。

  按“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弟安的立,子孫遂以安為姓”。貴榮乃繼安觀之後襲位者。以後“貴榮致仕,其子安佐嗣。弘治十一年(1498),以普安叛賊阿方車等亂,鎮巡衙門調佐率軍隨征有功,請續浩命授昭勇將軍。佐卒,貴榮複任,以前功並正德八年(1513)征紫江叛苗有功,加授貴州布政司右參政土職。貴榮卒,孫萬鍾嗣,欽蒙救鈒花金帶”。鄭珍據此判斷,“時貴榮已老,以子萬鍾嗣。鍾蓋其所鑄”。至於銘文中的“把事等皆酋銜,氣脈、白麼、裸所即夷誌之器脈、貊拔、備所,為安氏九扯之三”。因而可以斷定,“九扯者,安氏官級也”。而萬斯同《明史》卷四〇九《土官傳》兩次提到“卜麻”,鄭氏以為“當即白麼”;《宋史》卷四五九撞夷褂有“都老”,鄭氏斷定“當即者老”,或“夷語無專字,蓋皆隨音書之”。而所謂“國子生易紹”,則必為“書人也”,極有可能即為布耄。至於一般百姓,則“上戶曰行頭,下戶曰洞崽”。具見彝族社會的官製是逐漸由簡而趨繁的。“九扯”作為“受品有階,敘勞有勳”的官秩,主要產生在與漢文化接觸較多的土司時代,當為比附“中國之九品”而設的官製,似已無太多疑義。

  與“九扯”為自上而下之九個品級不同,“九縱”則為九個分司職掌權力機構,《水西安氏本末》以為“猶中國之九卿”,盡管明代的九卿實際已為虛銜,但就水西土司對漢文化的認同而言,似也非隨意輕下的結論。考邊地土司子弟入京接受官學教育,自明洪武帝年間以來便已成為定製。與此同時先後,從奢香的時代開始,水西就“每歲貢獻不絕,報施之隆,亦非他土司所敢望也”。特別是安貴榮的祖父“隴富卒,子觀嗣,善繼父誌,述父事,凡居室器物、衣服飲食、婚姻喪葬、取眾待賓、攘災捍患之事,頗依華夏之禮”。不僅頗為認同華夏主流文明,即在習俗生活及製度安排上亦有所模仿。而“貴榮好讀書史,通大意,謂譜係太簡,恐有疏遺,求作家傳,以丞後胤。故《安世家傳》即“國子祭酒周洪謨為宣慰使安貴榮撰”。而冠於書前之周氏序言,迄今仍有廣泛流傳。王陽明謫居修文龍場時,貴榮“聞公名,使人饋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複固辭不受”。則雖受責罰處於下位之漢人官員,安氏亦主動與其交往。按照帝國朝廷政令,宣慰使必常住省城貴陽掌印履職,“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則安貴榮顯然與朝廷命官接觸甚多,同時亦多方設法交好士大夫精英,必然較多地受到漢文化的浸淫或影響。稍後黔中王門後學人物陳尚象受“江中丞長信禮修省誌”,安國亨“夜持千金,有所美說,君麾不省”。更可見其不滿足於自身在華夏文化係統中的邊緣身份,希望能在國家認可的官修誌書敘事結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無論主動向地方流官示好及靠近,抑或向中央王朝表忠和輸誠,當然都會獲得朝廷及地方政府信任或支持一類的回報,畢竟“彝製”越接近“漢製”就越有利於以“夏”變“夷”的國家策略,能夠更好地實現中央政府對地方土司的有效掌控。例如,王陽明謫居龍場期間,便與安貴榮多有交往,極為了解地方土司分布狀況,曾致書曉以利害,告誡他必須謹守朝廷政令職守。

  王陽明在信中說:安氏者,環四麵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

  安氏的周圍尚環繞著數以百計大小不等的羈糜或半羈糜地方君長政權,如果察其前後源流,則決非短時間內所能形成。例如,南宋蜀人吳昌裔便曾有言:“南方諸蠻之大者,莫如大雲南,其次小雲南,次烏¨,次羅氏鬼主國,其他小國,或千百家為一聚,或二三百家為一族,不相臣屬,皆不足數”。則其地緣政治格局,至遲宋初以來便已大體形成。元明以後盡管陸續納入王朝政權體係,由羈糜、半羈糜乃至根本就是“化外”之地,即所謂“不朝貢,中國斥之為爨蠻”。一變而為土司製度形態之政權,或多或少必總要受到朝廷政令的規約,但“土”多“流”少的整體地方政治生態格局,依然少見有大幅度的調整或改變。即使彝族內部,如“烏撒與永寧、烏蒙、沾益、水西諸土官,境土相連,世戚親厚,既而以各私所親,彼此構禍,奏訐紛紜”,相互之間盡管“宗派一源”,交往密切,然又時有猜忌,常起內鬥,難免不會導致家支力量重心的破裂或失衡,引發內部交往關係的緊張或矛盾。明代中央王朝既然尚無消耗巨大財政資源和軍事成本進行改土歸流的可能,當然就有必要利用其內部政權分散或不相統屬的特點,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時又輔以安撫或籠絡實力最強的安氏的方法,力求有效控製各地地方勢力,達致穩定貴州乃至整個西南邊地的目的。但反過來安氏也多以虛張或濫用國家權力資源的方式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實現以自己為中心的各種土司或土目相互窺測的力量平衡。無論仰慕“華夏之禮”及其威勢聲華,抑或宣染自己的家族美德及其事功名望,都不能排除爭取更多的國家象征資源,從而更好地壯大自身權力的政治策略。具體到官製用人設置,則必多暗襲中央王朝行政體製,即所謂“命官取職,皆仿天朝之儀”。隻是從中原漢文化的視野看,仍容易誤判其名“不雅馴”而已。

由此可見,從漢文化的視域出發,針對“彝製”所產生的“不雅馴”一類的說法,其實已暗中提示我們,“漢製”的傳入盡管出於安氏的主動選擇,但最終仍會受到彝族固有文化的過濾,不能不變異為具有彝族禮俗風規特點的地方性管理製度。如同任何文化的交流傳播都是雙向的一樣,“漢製”在改造“彝製”的同時,必然也受到了“彝製”的重塑。隻看到前者而忽略後者,或者淡化後者而誇大前者,忽視了融變過程中的自我主動選擇,難免會導致遮蔽邊地民族主體性的誤判,形成掩蓋地方多元文化實際的歧見,留下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曆史笑柄。

 

    五、等級秩序的嚴格與苛酷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已不難看出,“九扯九縱”的製度設計,即使出現的時代相對較晚,主要的年代學定位當在土司而非君長國時代,乃是安氏土司主動攀附或借鑒漢家官儀,更多地是在形式而非實質上比附模仿,但仍反映了彝族社會內部權力分配的不少特點,符合宗法製度等級結構森嚴的客觀實際。從時斷時續的君長國朝貢到受製於王朝體係的土司製度的再造,“彝製”越到後期就越向“漢製”靠攏或接近,從王朝官員的國家立場及其視野出發,以不脫控為基本政治策略,盡管難免不時會發出“僭擬”的譏評,但往往亦能容忍或默許其製度事實的客觀存在。從國家“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製其勢”的整體治邊策略看,地方土司對“漢製”的仿效,即使有時可能產生“僭擬”之嫌,但未必就不是治邊策略上的好事,因為其禮俗風規越接近“漢製”,就越容易判斷把握和有效掌控,一旦時機成熟或條件允許,必然有利於做出改土歸流的重大決策或行動舉措。

  “九扯”與“九縱”結合,構成相對完整的行政管理體製,進一步展開分析,則尚有一套“十二則溪”製度,主要對宣慰使負責,分管兵馬和錢糧。彝文典籍“鎖掛十二大倉,在大地四方”,或許即是糧倉因有士兵駐守,從而獲得守護安全的象征或隱喻,說明宣慰司之下必有專屬自己管轄的獨立軍隊。宣慰使則自安隴貴而安觀而安貴榮,王陽明說得很清楚,“獨傳者三世,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以王朝權力認可和彈壓為合法性基礎,父死子襲製度自此得以正式確立。“十二則溪”顯然即為宣慰使的宗親,無論仰上或臨下,權力的派生均與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密不可分,從而直接聯結了大大小小的眾多宗法家支組織。換句話說,“十二則溪”分布於水西廣泛的地域空間,形成了彝族社會最高統治者之下不同的政治軍事管理單元,在聽命於部落君長或宣慰使的同時,可直接向“四十八目”遣兵派糧,是次一級的重要權力結構組織。

  “十二則溪”之下的“四十八目”,或又稱“四十八部”。各“部之長曰頭目”,實即“四十八族”,當為宣慰使之下擁有一定管理轄區的政治組織,但從宗法血親關係看,則為“苴穆”下麵次一級的家支。“四十八部”頭目多由年長者擔任,他們有可能同時就是土目。土目的增多符合王朝中央分而治之的策略,因而“四十八部”的存在當有一個由少變多的曆史衍化過程。所謂“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的權力更迭現象,也在土司製不斷滲入其族權製的過程中逐漸改變。“四十八部”再往下仍有分支家係,如《水西安氏本末》所言,尚有“百二十罵衣(一作禡裔)”,“皆黑種為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百二十罵衣”以下更有“千二百夜所(一作奕續)”,可謂越往下則分得越細,地位亦隨之越低,既形成了上下逐層分級的秩序結構,也鑄就了錯綜複雜聯係緊密的族屬網絡關係。說明明代以後隨著土司與中央王朝隸屬關係的不斷強化,以及彝漢兩種文化交流程度的日漸加深,彝族社會內部自然形成的族權已開始向國家認可的地方政權整合,以大宗與小宗作區分的宗族關係已遂逐漸成為秩序建構的基本要素。

  從受封於朝廷命製的宣慰使到有類於內地基層裏甲製度的“夜所”,逐層向下分級,無論按其官階品級或“頭目”大小,其中既有分職分司的權力負責製管理,也有宗法親緣名分高低實質關係的定位,具體名目可知者主要有“苴穆”“穆濯”+禡裔”“奕續”等,即所謂“大部曰穆濯,次曰禡裔,次奕續,通稱為峨”,最高之“苴穆”即宣慰使。無論官階品級或宗法主次地位,都可說等級秩序嚴格分明。具見彝族社會不僅以血緣聯結的方式,形成了大宗小宗環環相扣的嚴密宗法族支關係,而且更以行政分層管理的方法,設置了上下有別的森嚴政治統屬結構。彝文《水西大渡河建橋碑》稱:“君的威榮很高,臣的權令很大”;又說:“如星布滿天,水漫大海那樣,到處設官治理”;如若認真比對“彝製”內部的上下等級設置情況,顯然決難僅以誇飾或炫耀之語視之。

  彝族社會內部管理處罰措施極為苟刻,完全可以“嚴刑峻法”來加以形容。例如,彝文《夜郎君法規》便明確提道:“武夜郎君長,他下的禁令,條條都苛刻,條條都嚴峻。法令二十條,條條都如此,看來是不錯。說起那罰刑,全部是嚴刑,看起心肉麻,聽來耳刺痛,看來眼發花,如此的法令,世上實罕見。”明代人文地理學家王士性曾到過貴州,他便清楚地觀察道:“彝人法嚴,遇為盜者,繃其手足於高桅之上,亂箭射而殺之。彝俗射極巧,未射其心普,不能頃刻死也。彝性不畏亟死,惟畏緩死,故不敢犯盜。”檢讀《夜郎君法規》首條禁令:“凡屬於臣民,切記莫遺忘。一不許偷盜,若誰敢違抗,就得砍手指,一次砍五根,二次砍十指”;第二條禁令:“一不準騙人,二不準搶人,若不聽從者,定將眼珠挖,一次挖一隻,二次挖兩隻”。均可見其法令森嚴,有類先秦申(不害)、韓()一類法家。所謂“不敢犯盜”雲雲,似可信從。而“羅羅之俗,愚而戀主,過虐之不以為仇”,然未必就不好禮,“羅羅孔貴,人必脫其帽以為敬,蓋為烏蠻舊俗然也”。證以《夜郎君法規》第八條禁令:“君令要遵守,對君無二心。若有那一方,對君有嫌疑,君就要下令,出兵討伐他”,亦可見“戀主”習俗風氣之形成,必與其嚴格的上下政治統屬方法,尤其是父係血緣家支宗法組織,以及軍政合一的則溪製度,實大有內在密契一體的關係。故“法規”雖冠以“夜郎君”之名,但核其內容,似仍與“殺牛議事,訂掌權章法”的傳統習俗有關,決難遠溯至西漢時期,其所反映的或當為水西或稍前的羅施鬼國的政治統治實情,說明“彝創製法令,漢因勢治理”。地方事務裁決處斷的至高權威,乃是部族君長及其整個體製係統,國家的管控力量盡管已有局部滲入,但仍難以涉及其內部權力的核心要害。


    六、交通道路的開拓與擴大

  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經營和拓展,明代貴州宣慰司所管轄的水西地區,涉及的地域範圍已極為廣大,實為黔省最大的地方勢力。據彝文文獻《阿哲家的疆域》:“上至姆堵尼,下至俎易迭,左至赤能益潔益,右至遝尼博”俎易迭或作祖溢歹或租義歹,即今貴州都勻,則其轄區除最核心的黔西北地區外,又跨過烏江上遊鴨池河,向今貴州中東部地區延伸,直達貴陽、龍裏一帶,逼近都勻等地,向西又與烏撒、烏蒙、東川等地區毗連,形成範圍極為廣裹的彝族文化圈。加上“山川險隘,林深菁密,行若登天,一夫防守,萬人難進”。曾經深入水西腹地的王陽明甚至認為:“我安氏連地千裏,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純,飛鳥不能越,猿揉不能攀。”誠乃“華夏要衝,滇南門戶”,戰略地位不能說不重要,故長期以來均為中央王朝密切注視和盡力掌控的重點。例如,明人吳國倫便在《西征雜述》自序中稱:予以權士,取道水西九驛,渡赤虺河,畢節四衛,往返幾千裏,皆羅夷地雲。四衛在漢唐時稍通,獨九驛辟自我高帝奄有築城之後,至今夷落如初,特為中國役屬耳。(:赤虺河即赤水河,畢節四衛則為烏撒衛、永寧衛、赤水衛、畢節衛。)

  吳氏顯然是看到黔地“道路關隘,纖屈羊腸,苗賊嘯呼剽掠,出沒如鬼域”,並比較奢香開通龍場九驛,“夫、馬、廚、傳皆其自備,巡邏幹輒皆其自轄,雖夜行不慮盜”,才發出上述感歎的。毫無疑問,他是以國家立場為出發點,判斷水西地區設立土司製度,逐漸融入大一統秩序架構,才得出“為中國役屬”的結論的。而“王政之所重,莫大於道路”。“九驛”即龍場、陸廣、穀裏、水西、奢香、金鳩、閣雅、歸化、畢節等驛的經略或開通,主要是確保人滇及通蜀道路的暢通,以便更加有效地扼控遠在天末的雲南,必然很早就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視。檢讀《明太祖實錄》,便赫然書有朱元璋“諭水西、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沾益諸酋長”,明確要求他們“遣人置郵驛通雲南,宜率土人隨其疆界遠邇,開築道路。其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裏為一驛”;結果自然是“符至,奉行”“癸醜條”。考今存彝文“俄索尼(烏撤部紀事)摩崖”,即大書深刻有以下文字:三十四兵營,與漢境相通。響應宣告者,在葬地設治所。……而今眼前,兩相避讓,漢邑安寧,漢返其營。待漢人到來,布吐必到場。兩位漢使,翻開公文,聖文逐字念,壘下了界標,心悅誠服,道路開通。

  按照彝文翻譯整理者的解釋,文中的“三十四兵營”,當與烏撒軍事組織“蘇保”下設之三十四“朵柔”有關。“朵柔”本指管糧之官,但也可引申轉義為“地盤”。“漢人”特指朝廷或朝廷使者,“漢邑”則兼喻朝廷及朝廷所轄城池地域。“布吐”原為畢耄管理者,此處當為翻譯人員。細審摩崖上下文意,則似與朱元璋諭令修路有關,所謂“聖文”雲雲,不過轉達朝廷詔令而已。時傅友德統率之朝廷大軍,一路已由四川永寧進入烏撒,占據險遠要害,一路則由湖南辰、沅直入貴州宣慰司,逼近曲靖。兩路大軍分途進攻夾擊,均以今貴州地區為基地,不久便深入雲南腹地,占領昆明,直搗大理,摧毀元宗室殘餘勢力。而戰事節節向前推進,考慮到“貴州萬山陡峻,溪流未通,軍民貨財,轉運為苦”的情況圓。如何確保驛道運輸暢通,滿足前方將士軍需補給,及時改變糧食供應短缺的局麵,遂不能不成為頭等邊政大事。因此,麵對朝廷大軍進境所形成的彈壓態勢,“諸蠻聞風降,貴州路通,沿途設堡,於時尚未建衛”,烏撒部酋顯然參與了境內驛道的修築。而上引彝文摩崖意譯文字,恰好提供了所謂“符至,奉行”的生動曆史細節,反映了“土人隨其疆界遠邇”修路的真實不虛,乃是事後慶功的重要石刻實錄文本。

  與烏撒彝部一樣,水西彝地也是傅友德大軍平滇必經之地,同樣受到朝廷兵鋒過境的威懾,因而無論被動或主動,都必然按照“隨其疆界遠邇”築路的詔令,承擔了境內驛道的修建工作。與此同時稍後,“貴州諸衛城堡,並驛傳、鋪舍、橋道,皆()燁創建,極其堅固雄偉”,可見貴州都指揮使馬燁也曾主持過修路設驛的工作,後人據此遂稱其為“才臣”。而奢香的所作所為之所以值得稱道,固然可說是早在朝廷平滇大軍過境的情況下,便已“相其夫(靄翠)輸忠,率土歸附,貢馬萬匹”。更重要的是戰事結束之後,盡管靄翠已經故去,奢香仍繼續“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自是道大通而西南日益辟”,非特確保了川、黔、滇毗鄰地區驛路的暢通,實現了國家對西南地區的有效控製,而且助成了中央王朝的宏觀整體邊防布局,達致了國家邊疆體係一體化的戰略目的。

  尤宜注意的是,奢香執政期間,水西境內的龍場等九驛,均一概由其“給驛使往來’,即“歲供馬及廩積”。甚至延至奢香身後,驛馬鋪陳等費用,也“俱係安宣慰使各頭自辦”。其他如由畢節經烏撒而至赤水的“衛軍”驛道,亦設有八處驛站,以“供往來之行季”。而“驛以馬而站以夫,驛馬及站夫之糧,皆供自土官”。正統三年(1438),烏撒土知府祿舊(一作隴舊)“繼承奢周()遺誌”,開通“進入洪魯大別城的路”,而“把石驛修築”。實際即因為烏撒乃“西南要扼之區”,所以必須確保貫穿今赫章、威寧兩地驛道的暢通,以連接水西境內奢香率先開通之驛路,不僅強化了水西與烏撒兩地的聯係,而且更將驛路直接延伸到了雲南腹部。考慮到威寧等地“為黔極西最高處,舊名烏攏菁,漢諺所謂‘盤羊烏櫳,氣與天通’者也”。則修路之艱難,當可想而知。一旦遇到道路必經的巨穀深河,彝族先民也有“在寬闊江麵,建造金銀橋,用銀石金木,建銀石拱橋,搭金的大橋”的傳統,故修路的同時亦特別注意造橋。據“通貴州至烏撒驛道紀功摩崖”所列捐贈銀、糧、羊者的人名數額,更可見烏撒道的開通完善主要是靠彝人部族支係或土目集資,顯然也節約了國家行政財力開支的成本,減輕了地方流官難以動員邊地“夷民”的困難。因此,在明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綜計全黔形勢,東起湘邊,西訖滇境,橫貫其中,千數百裏為驛程大道。北則接壤川疆,開化亦早。惟南通粵西之路,山川阻深,灌莽叢棘,所在梗塞”。與南下粵西之路的艱難相較,北接川境之路始終暢達,其中自然地理區位條件固然不能不是一種製約因素,但文化的開發與政治的認同更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無怪乎時人感慨:“本朝勾取軍伍總屬虛文,不問新舊,徒為民累。惟貴竹衛所之軍與四川、雲南皆役之為驛站輿夫,糧不虛糜,而歲省驛傳動以萬計,反得其用。”橫貫東西的滇楚大道需要大量屯兵駐守,必然消耗國家大量財力人力才能確保其通行的安全不同,水西地區驛道交通線的維護與供給一概由彝民地方社會自理,能長期保持暢通無阻,不能不說是他們為維護國家統一做出的巨大貢獻。


    七、地方秩序的強化與穩定

  當然,驛道在水西境內的開通,仍必須站在國家整體治邊策略與彝人地方政權利益的雙重立場上進行觀察,既看雙方之間的互動,也了解其中必有的博弈。

  從國家整體治邊策略看,“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無論山川的險要或道路的艱難,顯然都是國家力量難以長驅直入的重要原因。因此,“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誌馴矣,然後為我所製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可見驛道的開設,實際即意味著國家政治滲透力量的不斷強化和擴大,象征著帝國權力網絡在邊地的繼續深入與延伸。與此相反,修路從彝人地方利益的角度看,盡管也意味著“財帛隨之而至,壽命如繁星閃灼”,而“凡是赫赫有名的前輩,都重視治理道路”(按該碑刻寫年代當在明代嘉靖年間),“開通長途驛道,也就踏上繁榮之路”,但也難免不會產生“君長失寶座,虎豹戴鐵鏈,鶴鵑被捕捉”的擔憂,實際即意味著“漢人奪彝權”可能性的不斷擴大和增長,象征著彝區土司權力支配力量的讓步與萎縮,預示了地方政治勢力的消解及崩潰。所以,“雄長一方,多驕鶩狀”的安貴榮,便對中央王朝的做法時或不滿,曾一度要求削減驛站數目,終被時在龍場驛任上的王陽明曉以利害得失,最終移書懇切勸止。水西從此“安靖丞六十年,可謂一紙賢於十萬師矣”。而“龍場驛亦惟一謫官來掌,因大播其姓名於天壤間”。以後貴州巡撫郭子章鑒於“水西隔烏江一衣帶水,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竟負險,逆顏行,王師屢征不克”,遂在治邊策略上,“實借水西力以安貴陽”,雖難免不遭時人詬病,但“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故“終子章之世,水西不敢動,蓋有大長其誌也”。足證驛道交通路線開發的或暢或阻,實亦關係國家經略拓殖曆程的或進或滯。

  因此,明代國家權力“藉奢香夫人力,除道置郵,開滇南門戶,惟有黔始得有滇南,黔道塞則楚與滇卒隔不通”。具見水西地區驛道的暢通或便達,尤其是長時期的“馬匹廩汽,世世辦焉”,不僅節約了國家大量行政開支成本,而且也維護了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穩定。無怪乎後人要盛讚奢香“開赤水之道,通龍場之驛,智溢唐¨,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褒揚參與其事的朝野人物,更可說是“君王自長策,女子亦英雄,九驛初設置,三巴路已通,夜郎今自小,不待問唐蒙”。而“終貴榮之世,不敢跋扈者”,後人也以為王陽明“一紙手劄勝於數萬甲兵”,“是其文德、教思已行羅施鬼國矣”,遂不能不感慨“驛丞乎?驛丞乎?誰謂其職之微乃有如是弘施乎?”郭子章“在貴州幾十年,所設施動中民隱”,其人離黔後,“水西安氏建懷德祠祀諸葛武侯、關壯繆侯,而子章與焉”。足證原先“梗塞久矣”的水西驛道經過奢香的修築完善,的確長期暢通無礙。特別是其地“當滇、蜀、黔三省要衝,不知幾許盜夾侵,幾輩苗蠻肆橫,烽煙危急,幹戈擾攘”。而奢香開通驛道之後,竟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做到了“夜行不慮盜”,如果比對“貴州南路行,於綠林之輩防禦最難”的情形,則可說判若天壤,必然令人興起“至今承平二百載,牂牁僰道猶同風”的欣喜讚歎,發出“彝俗固亦有美處”的價值認同情感。至於地方族群社會生活,今存彝文《妥阿哲紀功碑》則有“往漢族所轄的城池去購置錦帛,祭祀我的祖先”的說法,所謂“漢族所轄的城池”,乃是“指成都”,彝文典籍即“常提及聘工匠到點蒼(今大理),置銅器到德本(東川),購錦帛到能沽(成都)”。而“開辟多樣路段相連驛道,猶如走進花叢間,女子通過踏步似男人。天地間的十一個方位,舉去把上麵朝貢”,支線小路與主幹驛道的貫通,連接了分散錯居的千村萬寨,當然就意味著代表朝廷的地方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有了更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麵的聯係渠道。可見交通的暢通,無論任何時候,必然都會發揮連接不同地域及相關族群的作用,不僅擴大了其活動交往的空間,促進了人、財、物的流動,帶來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便利或福祉,而且也拓寬了文化傳播或輻射的範圍,有裨於跨民族區域乃至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結束或多或少總是存在著的文化心理隔膜現象。遂不能不興師動眾,勒石紀功,妙喻巧譬,不無感慨地宣稱:雪產生於太陽下,雷霆產生在高空,中天下麵驛道交岔,猶如絢麗的彩虹。在宇宙之中,天空高曠無垠。宇宙天地的形成,使世間人們,獲得了利益。……彝族中的能人,要求葬人講道理,修築永久性的驛道,拉進與史溢距離而長見識。

  據此可知,道路的開道,無論在國在民,在漢在彝,雖謀劃的出發點可能不同,但從曆史發展的大格局看,仍可說雙方都是實際的受益者。無論或快或緩,是長是短,道路交通線的開發及其延長,都必然有利於“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不僅方便了地緣社會空間的互通有無,增加了社會生存不可或缺的活力,同時也打破了交往世界的縫隙或隔閡,發揮了難以想象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交往與互助空間的擴大,必然也意味著族群之間經濟文化差異的逐漸消除,邊地社會大一統秩序格局的重新建構,說明邊緣與中心固然可以是衝突的或競爭的,但未必就不能是互助的或合作的,道路既然能夠連接邊緣與中心,當然就意味著能夠整合差距與分殊。

  開發和維護龍場九驛交通秩序的奢香,乃是貴州宣慰使靄翠之妻,靄翠死後即由其代立宣慰使職。靄翠在位時,朱元璋便曾明確詔告天下,“貴州宣慰史靄翠位居各宣慰之上”,並“與貴陽府、貴前二衛同在省城,府、衛所轄地在城北,宣慰司所轄地在城南”。可證其勢力及影響之大,必然引起帝國的高度重視,表麵是在安撫重用水西,實際則是穩定和強化邊地秩序。奢香繼靄翠執政水西期間,顯然進一步增進了彝族地方社會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加快了彝漢之間經濟文化多方麵的互動與交流,順應了國家大一統格局的秩序化建構進程。因此,鐫刻於正統三年(1438)彝文摩崖文字,才不無讚歎地反複強調:“是德高望重的人,建立了道德學說,漢族中的大丈夫,以通達宇宙天地為誌向,長期行善積德地就聰慧,靈巧有如太陽的光線,有心把天際探索,成為掌握天文的學者”;“借鑒漢族的人生觀念,像高山屹立可大地……心向皇城,為皇帝的事著想”。清人黎庶昌也情不自禁地讚歎:“龍場九驛,草昧蠶從,鑿山開道,黔蜀利通。匪日報德,萬祀載功……腴荒色陋,藻翰雍容。”均可見隨著交道的暢達,彝漢之間的交往已極為頻繁,不僅族群之間的隔膜已有所消解,即國家認同意識也逐漸得到強化。而無論官方文本記錄或民間口頭敘事,曆來頌揚奢香膽識功勳者數量亦頗多。十分明顯,彝族社會與漢文化區域的互動、交往與融變,決非僅限於奢香築路一人一事上,隻是出於曆史典範或政治敘事正麵塑造的需要,其人其事才獲得了聚光燈似的投射或關注,濃縮了一個時代社會變遷發展多方麵的信息,不能不反複予以多方麵的曆史分析和客觀解讀。而水西作為國家治邊長程曆史的典型個案,也值得學界予以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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