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半知:“跟著習近平總書記學陽明文化”

發布時間: 2019-12-30 瀏覽次數: 10

    20191224日“多彩貴州網”刊載貴州省修文縣文聯主席、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會理事、貴州省陽明學學會副秘書長、陽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員、陽明詩社社長、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李半知(本名李小龍)解析文章,題:李半知《跟著習近平總書記學陽明文化》。全文如下:


 

    編者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同誌十分關注優秀傳統文化在工作、生活中的傳承和運用,在講話中多次引用陽明心學來要求和提醒大家在修身、處世上要“知行合一”、“致良知”,為進一步抓好學習貫徹,現選錄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陽明文化的有關內容作簡單解析,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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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幹部讀書,要堅持閱讀與思考的統一,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開動腦筋,對現實中的疑惑進行深入思考,力求把零散的東西變為係統的、孤立的東西變為相互聯係的、粗淺的東西變為精深的、感性的東西變為理性的;要堅持讀書與運用相結合,聯係實際,知行合一,通過理論的指導、利用知識的積累來洞察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在讀書的過程中增強運用能力,在運用的過程中提高讀書水平。

    ——2009513日,在中央黨校二00九年春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暨專題研討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解析】講話中要求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心學的重要命題,是王陽明謫居龍場時所總結提出。

  明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王陽明三十五歲,在京師,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當時宦官劉瑾專權,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人因直言進諫觸怒劉瑾而下獄。王陽明向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上《乞宥言官去權奸以章聖德疏》而救之,此疏落入劉瑾之手,劉瑾認為疏中的“權奸”是指自己,也因此得罪劉瑾,被廷杖四十,入獄月餘,後貶謫貴州龍場驛任驛丞。

    1508年春,三月,王陽明到達貴州龍場驛(今修文縣龍場鎮所在),先在玩易窩“龍場悟道”,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賦予“心即理”新的內涵,其後得東洞改名陽明小洞天,聚徒講學。時貴州提學副使席書慕名前往探訪、聽講,往返四次,為王陽明的學問所折服,誠邀王陽明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時,主題便是“知行合一”,這是王陽明第一次講“知行合一”。由此可見,“知行合一”命題是王陽明在龍場時就總結於心,1509年在貴陽首講。

  如果我們把“知行合一”簡單理解為“理論聯係實際”,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在王陽明那裏,“知行合一”講的是“知”、“行”是同一個工夫,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他的“知”包含良知、認知和知識,主要是道德層麵上的良知本體,他的“行”是良行,知行合一是說知和行原本統一、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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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大學時光、夯實人生基礎,培養綜合素質、學會終身學習,堅持知行合一、勤於社會實踐,轉變就業觀念、立足基層一線。

    ——2010127日,在重慶調研與重慶師範大學師生交流時的講話

  【解析】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一次提到“知行合一”。在講話中,他還勉勵學生們要“誌存高遠,知行合一,努力成為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重複提了“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中的“知”與“行”在王陽明那裏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他認為沒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就隻是不知;知是行的主腦,行是知的貫徹;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完成。

    1509年,席書邀請王陽明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時,席書臨行前問先生講課主題,王陽明說:我講個“知行合一”吧。席書一愣:“知行本是兩件事,怎麼能合一?”王陽明說:“我說知、行合一,已經不恰當,應該說知、行本來就是一!”後來王陽明先生的弟子徐愛和席書一樣,也不能理解“知行合一”,於是向王陽明請教。王陽明說:“空談理論,你理解起來很麻煩,你舉個例子吧。”徐愛說:“例子很多,比如大家明知對父母應該孝順,對兄長應該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見知與行分明是兩碼事。”王陽明說:“這種人是被私欲遮蔽了,所以把知、行分為兩截。《大學》中有兩句話叫‘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的就是知行合一的問題。”徐愛眉頭緊皺,表示不明白。王陽明解釋道:“見到美好的東西是知,喜歡美好的東西是行。人是在見到美好東西時馬上就喜歡它了,不是在見了美好東西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喜好。聞到惡臭是知,討厭惡臭是行。聞到惡臭時就開始討厭了,不是在聞到惡臭之後才起一個念頭去討厭。”所以王陽明先生說,隻說一個知,已自然有行的存在;隻說一個行,已自然有知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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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國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它當古董擺設,也不是食古不化、作繭自縛,而是要變成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

    ——201159日,在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與師生座談時講話

  【解析】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不但提到“知行合一”,還講了“格物窮理”、“經世致用”。

  “知行合一”命題出自王陽明,此前我們已作學習,今天講講“格物窮理”和“經世致用”。

  格物窮理,就是探求事物的規律,窮究事物的原委、道理。格物窮理是要求人們要想真正明白事物的道理,就要去努力研究、探求,不能紙上談兵、閉門造車。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不去實踐,不去做,“不知不行”、“知而不行”、“知行不一”都不能真正明白事物的真諦。“格物窮理”出自明·方孝孺《答鄭仲辯》,原文是“其無待於外,近之於複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與《禮記·大學》的“格物致知”相近。格物致知是中國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意思是“推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這與王陽明“心即理”的思想,從方法、路徑上講是相反的。王陽明認為窮理即是盡性,他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隻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

  經世致用,指學問必須有益於國事,有治世功能,有普世價值,對當下的時政有指導意義,有現實意義。“經世致用”由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提出,他們反對理學家不切實際的空虛之學。根據《辭源》解釋,“經世”即治理世事;“致用”即盡其所用。經世致用思想的曆史可追溯到孔子,孔子不遺餘力地宣傳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變春秋末年社會動亂,禮崩樂壞的局麵,恢複他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儒家思想從其產生之時,就具有強烈的經世的傳統,這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吸收了這種經世精神,並將其作為自己重要的責任,自覺地擔負起關心時政、關注國事、針砭時弊的使命。

  而陽明心學正是有其時代價值,能經世致用,才收到了人們的推崇,才在曆史長河中曆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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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要求我們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我也很敬仰王守仁先生,龍場悟道在此地。也不僅是中國人很敬仰他、學習他,王陽明、陸王心學也影響到東亞、東北亞地區,如日、韓。我們貴州的文化傳人對他的學習,更應該有深刻的體認。

  ——201159日,在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與師生座談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很敬仰王守仁先生”,還提到了“龍場悟道”,肯定了王陽明、陸王心學對東亞、東北亞地區的影響。他要求、勉勵貴州的文化傳人認真學習,深刻體認。

  這次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在講話中點名提到“王守仁”,並對貴州學者提出要求。從講話中還可以看出他對“龍場悟道”的認同,和對其曆史地位的肯定。

  什麼是龍場悟道?

  王陽明到達龍場時,自認為世間一切皆已看透,唯生死一念尚未覺化,於是把玩易窩當作自己的石槨,聽天由命,等待死亡。由於日夜打坐靜思,世間長了,什麼都放下了,心也靜下來了,終日反思自己不是立誌成聖嗎,假如是聖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會怎麼想、怎麼做?通過認真總結,反複思考,一天半夜裏,似夢似醒間似乎有人和自己說話,一時間豁然開朗,心中之理並明白起來,原來萬事萬物都在自己心裏,所有的道理不必外求,世界的意義也是由你的內心賦予的,向自己內心求索就可以,這就是“龍場悟道”。王陽明龍場悟道的結論就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也就是“心即理”。

  有的人把“龍場悟道”說成是在陽明洞,並說是王陽明親手打造一口石棺,都不準確。從《王文成公全書》對照玩易窩遺存,可肯定王陽明“龍場悟道”是在玩易窩,而不是在陽明洞。當時王陽明“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槨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有的書記載為“乃鑿石槨自誓”。“為”有多個意思,但隻有解釋為“當,作為”時,與此文意思相通。“鑿”,亦有多個意思,隻有解釋為“挖掘”時,與此處接近。結合陽明先生的工作、生活經曆,身體狀況,以及文中記載,不難理解,陽明先生並沒有親自或請人打造石棺,而是將玩易窩形似石槨的地下洞穴當成石槨。更不是像某些書上描述的是任憑大雨淋在身上,或是躺在棺材裏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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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既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他講到的幾點基本要求,第一條是立誌,年青人首先要立誌。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所以年青人首先要立誌。

  ——201159日,在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與師生座談時講話

  【解析】這段話的內容分兩個部分,一是對王陽明生平事功的總體評價,二是引王陽明的話要求年青人要立誌。

  對王陽明生平事功的總體評價,曆史上有很多種說法,有概括為哲學家的,有概括為思想家的,有概括為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的,有概括為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的,等等。較為全麵的是梁啟超的評價,梁啟超認為,王陽明是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教育家。

  曆代名家對王陽明的評價都很高,如張岱說“陽明先生創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黃宗羲說“王陽明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魏禧說“陽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王士禎說“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梁啟超說“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岡田武彥說“陽明學最有東方文化的特點,它簡易樸實,不僅便於學習掌握,而且易於實踐執行。在人類這個大家庭裏,不分種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實踐陽明的良知之學。”等等。習近平總書記評價是“王陽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既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這個評價也分兩個層次,一是說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二是把他概括為“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當然,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評價,隻是從王陽明主要事功上說,並未否定王陽明在文學上、教育上乃至書法上、詩歌上的成就和貢獻。

  第二個內容是引用王陽明的話來要求年青人要立誌。習近平總書記說“他講到的幾點基本要求,第一條是立誌,年青人首先要立誌。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所以年青人首先要立誌。”這段話出自王陽明的《教條示龍場諸生》,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說: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誌;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王陽明講了幾點,第一條就是立誌。接著習近平總書記又講“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所以年青人首先要立誌。”這句話中,“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是引用的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的原句,以此來強調“年青人首先要立誌。”

  “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這句話,習近平總書記在其他講話中也有引用,我們後麵再說。

  對於什麼是立誌,王陽明認為“隻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誌。”意思是“隻要念念不忘存養天理,就是立誌。”並說“凡學之不勤,必其誌之尚未篤也。”王陽明認為立誌是關係到學與不學,學之勤與不勤,能否存養天理的大事,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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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官者,不為公款大吃大喝心痛,說到底是缺失了政德,丟棄了良知。隻有丟失了這兩樣東西,才可能會置民心於不顧。

  ——2013124日,在中紀委全會上講話

  【解析】良知是人的本體,與生俱來,人人皆有,個個具足。習近平總書記說,隻有丟掉了政德和良知,才可能置民心於不顧,其實說的是同一樣東西。政德,是為官者的基本良知。沒有良知,自然談不上政德。

  按照王陽明心學,良知是人的本體,人人自有,無善無惡,又怎麼會丟失呢?其實我們通常說的“丟失”,隻是說良知被私欲所蒙蔽,散發不出光芒。就像我們的鏡子蒙上了灰塵,看不清自己。

  對於什麼是良知,王陽明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意思是知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感知:見到父親自然知道盡孝,見到兄長自然知道順從、敬愛,見到小孩掉進井裏自然生悲憫同情,這就是良知,不需要到心外去尋求。他還說如果良知一旦生發出來,就自然沒有私欲的障礙,正如孟子所說“充分地生發出善良之心,仁慈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表明良知隻在人心,而且是得其正的人心,也即道心。所以,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心。

  對於應當怎麼做,王陽明說隻要去除人的私欲,存養天理,就是功夫。靜時念念不忘要去除私欲、存養天理,動時也念念不忘要去除人的私欲、存養天理,不管寧靜還是不寧靜。隻要是天理增一分,私欲就減一分。王陽明認為,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聖人之所以為聖,是因為能致良知。

  每個人心中自有良知在,隻要使天理昭明,就是致良知。王陽明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中說: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

  而今指與真頭麵,隻是良知更莫疑。”

  意思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聖人,隻是人們不自信,不自知,於是埋汰掉了。如果你要我指出你心中的聖人在哪裏,那就是你的良知。

  他在講課中說到這裏時,指著他的一位學生說,“你心中就有一個聖人在。”他的學生慌忙站起來回禮道:“不敢,不敢!”王陽明說,“世間凡事皆可謙虛,唯此事謙虛不得。”

  這充分說明,我們每個人心中的良知,需要我們去發現,去維護,去存養,讓他時時散發出光芒,勿使其失其正,就是官德,就是政德,就能將自己之心比百姓之心,就能將百姓放在心上。若如此,則為官清正,為人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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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好教育實踐活動,要著力增強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引導廣大黨員、幹部提高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著力貫徹和體現整風精神,把批評和自我批評擺在重要位置,把開門搞活動作為重要方法,把嚴格執行紀律作為重要措施。

  ——2013712日,在河北省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講話

  【解析】講陽明文化,除了良知,就要說到“知行合一”了。陽明子認為把“知”和“行”分開,是被私欲所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知行在本體上是合一的,知行不合一,就是因為有私欲隔斷。他認為“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所以他說如果說一個人知孝知悌,必然是他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又如知痛,必然已自痛了,方可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然已自饑了。

  既然知行是一件事,不可分割,習近平總書記又怎麼說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呢?

  因為王陽明的“知”,除了講“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說“知行功夫本不可離”的“良知”以外,還有“認知”、“知識”的意思。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以知促行”,是在化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同時,希望我們把說的話落實在行動上,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要求要“以行促知”,是在化用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同時,希望我們在行動中、工作中有收獲,善於總結經驗與不足,更好地提升能力和水平。正所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了“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之後,又要求要做到“知行合一”。這正是把“知行合一”的真正含義和現實意義相結合,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

  我們講陽明文化,要靈活掌握、學以致用,不能教條地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什麼,而不是什麼,從而束縛了我們的思維和手腳。《傳習錄·黃直錄》: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事,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嚐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意思是:黃以方向先生請教知行合一的問題。先生說:“這就要知道我立言的宗旨。現在的人的學問,隻因為把知行分作兩件事,因此,有一念頭萌動,雖然是不善的,然而還未曾實踐,就不去禁止。我現在講一個‘知行合一’,正是要讓人明白一念萌生,就是行動了,如果萌生了不善的念頭,就要把這不善的念克治了,一定要徹徹底底不讓那不善的一念潛伏在心中。這是我學問最高的宗旨。”

  我們在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時,也要明白他的“立言宗旨”。他要求“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不正是要我們“一念發動處就是行”嗎?有了善念,就去行動,去彰顯,去壯大,去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有了一絲惡念,就去克倒,去警惕,去遏製,從而根除私欲的隔斷,彰顯知行本體,做到良知擔當,這才是知行合一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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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不嚴、司法不公,一個重要原因是少數幹警缺乏應有的職業良知。許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專業知識,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但一些案件的處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各行各業都要有自己的職業良知,心中一點職業良知都沒有,甚至連做人的良知都沒有,那怎麼可能做好工作呢?

  ——20141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講話

  【解析】講話中提到一個詞,叫“職業良知”。他認為,“許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專業知識,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所以對“一些案件的處理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表示很不理解。還延伸說到“各行各業都要有自己的職業良知”,“職業良知”就是做好工作的保障,是各行各業工作幹得好不好的遵循。又說,如果“心中一點職業良知都沒有,甚至連做人的良知都沒有,那怎麼可能做好工作呢?”從這句話看,習近平總書記降低了要求的標準,意思就算沒有一點職業良知,“做人的良知”總該是有的。如果連做人的良知都沒有了,那就徹底沒有了希望。

  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人的本體,是與生俱來的,無善無惡。那麼,誰又能沒有呢?這裏的“有”,是指要讓他彰顯出良知本來的光芒。

  有一次,王陽明正在講學,一位知縣聽得十分入神,時而點頭,時而微笑,似有所得。課後,王陽明問他有何收獲,這位知縣說“先生講得很好,學生十分受益,然而我們每天有那麼多的政事要處理,不能時時來聽先生講學,當如何修行。”王陽明說“誰曾要你每日聽講?學習是學摒除人的私欲,存養天理。從事摒除私欲、存養天理的事,自然能使自己保持中和。你每天處理好每一件政事,辦好每一件案件,不要因為當事人說話得罪於你而重判他,不要因為當事人說話迎合你,或給你好處而輕判他,常存良知於心,做好本職工作,把每一件日常小事做到極致,就是修行。”該知縣聽後,恍然大悟,滿意而去。這個例子也說明王陽明要求學生幹工作是秉持“良知”作為標準的。他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中說: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

  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他始終認為聖門的口訣,就是“良知”兩個字。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說:

  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

  意思是私欲逐日萌生,就像地上的塵土,一天不掃除,就又多一層、厚一層。說一個人沒有良知,往往是說他的良知受私欲所蒙蔽,沒有彰顯本來的“至善”。正如我們說一個人的負能量積累多了,正能量就被弱化。這時他的良知不是每一個人的良知本體。隻要時時保持良知的本來麵目,就可以對事物保持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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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2014120日,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講話

  【解析】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的講話時說的,他認為“知行合一”中,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並要求大家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37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就要求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這次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在大會上講,並且指出“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這個辯證關係。

  對於“知與行”的關係,朱熹認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在先,論輕重,行為重。”這是朱熹對於知行觀的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一是強調了知行相互依靠、相互連接,兩者不能分離,缺一不可,他認為知即為知道、理解,行則為實踐,強調要將理解和實踐結合,兩者相互依存,就如同我們眼睛看到的,要靠著腳步去發現,而眼睛又在不斷的指導腳步的行走;二是知行有先後,知在先、行在後,倡導在做事情之前,要明白我們要做什麼,怎麼去做,不能沒有計劃,隻有計劃好了,方案科學可行,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實踐和知識的比較下,實踐相對來說更為重要。

  說一個知,已有行在;說一個行,已有知在。王陽明認為知行是合一的,是一體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在王陽明那裏,“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他認為知就是心,是性,而知行二字,即是功夫。

  陶行知深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的影響,可謂繼承並發展了王陽明的知行觀。他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為陶知行,後來反思王陽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自認為“行才是知之始”,於是又改名為陶行知。主張“行”才是開始,是根本。

  古代名家都很重視知行觀,尤其是教育家,無論是王陽明,還是陶行知,他們的教育思想體係中,知行觀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為知行觀關係到教育的內容、方法以及人才培養的價值取向等諸多問題,尤其是教育目的如何通過“知”“行”而與對象性世界有機融合的問題。所以,傑出的教育家大都會圍繞“知”“行”各自的內涵、功能、特性等層麵展開思考,並對“知”“行”兩者之間的先後、本末、難易、互發等相互關係作出自己的回答。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他是把知行等同來看的,是辯證的關係。一是知與行相互並列,同等重要,一個是基礎、是前提,一個是重點、是關鍵;二是知與行互為作用,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缺一不可;三是知與行的關係是辯證的,相互轉化,互為因果,互為始成,沒有誰先誰後之別。他把“知行合一”的理解和實踐過程歸結為“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在朱熹、王陽明等人的思想基礎上,有了更高的境界,更容易理解,更便於實踐。也表明,隻要我們力戒不知不行、知而不行、不知亂行、知行不一,秉持應有的良知,有知有行、善知善行,就能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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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隻要把我們的優秀文化傳承好,核心價值觀建設好,就一定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王陽明曾在貴州參學悟道,貴州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麵有獨特優勢,希望繼續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創造出新的經驗。

  ——201437,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的審議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隻要把我們的優秀文化傳承好,核心價值觀建設好,就一定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接著就講“王陽明曾在貴州參學悟道,貴州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麵有獨特的優勢”,這是對陽明文化的充分肯定。“王陽明曾在貴州參學悟道”指的就是王陽明的“龍場悟道”。明正德元年,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因上《乞宥言官去權奸以彰聖德疏》,為南京道言官戴銑等人聲援,冒犯了皇帝,同時因為文中“去權奸”而得罪大太監劉瑾,被貶貴州龍場。正德三年三月,三十六歲的王陽明,到達貴州龍場(今修文縣),在龍場安貧樂道,反思人生的經曆,洞察世間之理,大悟“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和“知行合一”之道,史稱“龍場悟道”。

  王陽明“龍場悟道”賦予“心即理”新的內涵,總結了“知行合一”命題。其晚年又說“我自龍場始,平生講學隻良知二字,隻是未點染出口”,說明他的“良知”思想也是在龍場就形成的,隻是在後來征藩平叛,百煉千磨之後才道出。

  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記載:

  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切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煉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征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成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

  在龍場期間,王陽明作有《玩易窩記》《何陋軒記》《君子亭記》《賓陽堂記》等等詩文,其中《瘞旅文》和《象祠記》被收錄於《古文觀止》,確立了他同時作為“文學家”的地位,另留下《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龍岡漫興》《過天生橋》《陸廣曉發》等膾炙人口的詩歌。

  赴謫龍場與赴任廬陵,王陽明在貴州經過了玉屏、岑鞏、鎮遠、凱裏、黃平、施秉、福泉、貴定、龍裏、貴陽、龍場(今修文)、陸廣(今修文六廣鎮)、素樸(今黔西縣素樸鎮)、穀裏(今黔西縣穀裏鎮)、金雞(今大方縣理化鄉金雞村)。在貴州,可謂是到處有他的足跡,到處有他的詩文。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王陽明曾在貴州參學悟道後,接著要求指出“貴州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麵有獨特優勢”,並提出要求和希望“希望繼續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創造出新的經驗。”這是對貴州的囑托和期望,是對貴州學者的勉勵和鞭策。

  貴州的陽明學研究傳播工作從1978年開始就十分活躍,在全國是著手研究最早的,也積累了很多研究成果,培養了一批研究、傳播的學者。但剛剛起步的時候,由於貴州經濟欠發達,研究經費緊張,成效不明顯。在後來陽明學備受關注的大好形勢下,或說在全國各地紛紛開展研發活動的形勢逼迫下,貴州的研發活動異常活躍。在文物保護、基礎實施、平台搭建、文獻研究、傳承弘揚等方麵都有喜人成果,在學術機構上有貴州省陽明學學會、貴州省儒學研究會、貴州省陽明文化研究院、黔浙文化論壇陽明學研究中心、陽明文化(貴陽)國際文獻研究中心、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貴陽市王陽明研究會、貴陽學院陽明學與黔學研究院、修文縣陽明文化研發中心、龍岡書院等等;此外,在貴州省社會主義學院、省委黨校也有相應的機構,凱裏學院研究孫應鼇、都勻研究鄒元標等等也與王陽明研究有關。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則貴州省陽明學學會、陽明文化(貴陽)國際文獻研究中心、貴陽學院陽明學與黔學研究院較多;若論傳承弘揚,則以修文縣的陽明文化節、龍場論壇、“重德修文”大講堂、“陽明文化九進工程”最有影響力。

  貴州作為王陽明參學悟道地,修文作為“龍場悟道”具體發生之地、“知行合一”誕生之鄉,隻有不斷增強文化自信,加大研發力度;進一步建設好陽明文化園、龍岡書院,打造提升陽明文化節、龍場論壇、“重德修文”大講堂等活動品牌,潛心挖掘,大膽探索,才能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繼續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創造出新的經驗。”的要求和希望。


(十一)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法關係50年的發展曆程,為雙方維持特殊友誼、走好共贏道路凝聚了許多有益經驗和啟迪。中國人講“知行合一”,法國人講“打鐵方能成鐵匠”,都強調要把思想轉化成為行動。

  ——2014325日,在法國《費加羅報》發表的署名文章《特殊的朋友共贏的夥伴》

  【解析】中法建交50年,習近平總書記用孔子的話“五十而知天命”來導出“中法關係50年的發展曆程,為雙方維持特殊友誼、走好共贏道路凝聚了許多有益經驗和啟迪”,表明中方的堅持和平發展,爭取共贏的信心和決心,也善意提醒別有用心的人們,“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中法建交50年來曆史證明,隻有友好相處,才是唯一出路,應該“知天命”了。

  “五十而知天命”語出《論語·為政篇》,原文是:

  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意思是孔子說:“我十五歲立誌學習,三十歲在人生道路上站穩腳跟,四十歲心中不再迷惘,五十歲知道上天給我安排的命運,六十歲聽到別人說話就能分辨是非真假,七十歲能隨心所欲地說話做事,又不會超越規矩。”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裏講,意義十分深刻,也希望中法關係“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接著習近平總書記引用王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強調把思想轉化為行動的重要性。說的是“中國人講‘知行合一’,法國人講‘打鐵方能成鐵匠’,都強調要把思想轉化成為行動。”

  法國古諺語:“打鐵才能成為鐵匠。”初一聽,這句話頗似廢話,打鐵方能成鐵匠,你不打鐵能成鐵匠嗎?認真品讀,卻耐人尋味。“打鐵才能成為鐵匠”,就是說光站在鐵匠爐旁看,縱然站上十年八年,也不可能成為鐵匠;在教室裏聽鐵匠師父講如何打鐵,即使能把講義倒背如流,還是不能成為鐵匠。要成為鐵匠,唯一的辦法就是舉起鐵錘一錘一錘地打下去,打的時間長了,經驗豐富,技藝精湛,才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鐵匠”。這頗似陽明心學的“事上磨練”。

  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是強調知和行的統一性、同一性。那麼,“知”和“行”如何合一呢?《傳習錄·黃以方錄》: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

  先生曰:“博學隻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隻是學之不已之意。”

  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

  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

  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個了。”

  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

  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雲‘在物為理”,如何謂心即理?”

  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隻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麵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幹。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個?”

  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這是王陽明與弟子黃以方的對話,意思是:

  弟子問:“知行如何才能合一?比如《中庸》上講‘博學之’,又講一個‘篤行之’,分明是把知行當兩件事看了。”

  先生說:“博學就是從每件事上去學會存養天理,篤行僅是指學習不間斷的意思。

  弟子又問:“《易傳》中不僅說‘學以聚之’,又說‘仁以行之’,這又是為何?

  先生說:“也是同樣道理。若每件事都去學會存此天理,那麼心就不會有放縱的時候,因此說‘學以聚之’。然而,經常學習存養天理,又無任何私欲使它間斷,這就是此心的生生不息,因此說‘仁以行之’。”

  又問:“《論語》中孔子曾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與行不就成為兩件事了?

  先生說:“說‘及之’,就已經是行了。但不能做到常行不止,被私欲所阻隔,就是‘仁不能守’了。”

  弟子又問:“先生主張心就是理,程頤認為‘在物為理’,怎麼說心就是理呢?

  先生說:‘在物為理’的‘在’字前麵應添加一個‘心’字,即心在物上就是理,比如心在侍父上就是孝、在事君上就是忠等等。”

  先生因此又說:“各位要知道我立論的宗旨,我現在說心就是理,其用意是什麼呢?隻因世人將心和理一分為二,所以就會出現許多弊端。比如五霸攻擊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為了一個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們卻說他們做得合理,這是世人的心不夠明淨,對他們的行為往往羨慕,並且隻求外表體麵,與心毫無關係。把心和理分開為二,它的結局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虛偽還沒覺察到。所以我認為心就是理。要讓人們明白心和理隻是一個,就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必到心外去尋求,這才是王道的真諦,亦是我立論的宗旨。

  弟子又問:“聖人的言論不計其數,為何要說隻有一個,這是為什麼?

  先生說:“並非我堅持說成一個,《孟子》上有‘夫道,一而已矣’的話,《中庸》也說“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都是一體的,怎麼能分為二呢?

  這段對話中,王陽明解釋了知行如何合一的同時,也強調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知行功夫,隻有“合一”才是真知真行,才不是“兩張皮”。強調的是我們做任何事,隻有把“知行合一”當成最起碼的要求,凡事講求即知即行、事上磨練,才能事有所成。


(十二)

    廣大青年樹立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在以下幾點上下功夫。

  一是要勤學,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學問。知識是樹立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基礎。古希臘哲學家說,知識即美德。我國古人說:“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大學的青春時光,人生隻有一次,應該好好珍惜。為學之要貴在勤奮、貴在鑽研、貴在有恒。魯迅先生說過:“哪裏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大學階段,“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有老師指點,有同學切磋,有浩瀚的書籍引路,可以心無旁騖求知問學。此時不努力,更待何時?要勤於學習、敏於求知,注重把所學知識內化於心,形成自己的見解,既要專攻博覽,又要關心國家、關心人民、關心世界,學會擔當社會責任。

  二是要修德,加強道德修養,注重道德實踐。“德者,本也。”蔡元培先生說過:“若無德,則雖體魄智力發達,適足助其為惡。”道德之於個人、之於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這就是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麼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因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個人隻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遠,又要立足平實。要立誌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同時,還得從做好小事、管好小節開始起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踏踏實實修好公德、私德,學會勞動、學會勤儉,學會感恩、學會助人,學會謙讓、學會寬容,學會自省、學會自律。

  三是要明辨,善於明辨是非,善於決斷選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人們付出的辛勞才能結出果實。麵對世界的深刻複雜變化,麵對信息時代各種思潮的相互激蕩,麵對紛繁多變、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社會現象,麵對學業、情感、職業選擇等多方麵的考量,一時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經曆。關鍵是要學會思考、善於分析、正確抉擇,做到穩重自持、從容自信、堅定自勵。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掌握了這把總鑰匙,再來看看社會萬象、人生曆程,一切是非、正誤、主次,一切真假、善惡、美醜,自然就洞若觀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確判斷、作出正確選擇。正所謂“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四是要篤實,紮紮實實幹事,踏踏實實做人。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於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禮記》中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人說:“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青年有著大好機遇,關鍵是要邁穩步子、夯實根基、久久為功。心浮氣躁,朝三暮四,學一門丟一門,幹一行棄一行,無論為學還是創業,都是最忌諱的。“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成功的背後,永遠是艱辛努力。青年要把艱苦環境作為磨煉自己的機遇,把小事當作大事幹,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隻要堅韌不拔、百折不撓,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

  ——20145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析】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青年樹立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了四點要求,內容較長,但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效,讀之思路清,方向明,故這四點要求全文錄於前。

  王陽明先生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對“諸生”以“四事相規”:一是立誌,二是勤學,三是改過,四是責善。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這四點,一是勤學,二是修德,三是明辨,四是篤實。從出發點和落腳點看,都極其相似,都是對青年修養人生觀、世界觀指明了方向和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在這四點中分別要求要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學問;加強道德修養,注重道德實踐;善於明辨是非,善於決斷選擇;紮紮實實幹事,踏踏實實做人。

  同時,在第四點裏麵,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於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並引用“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來勉勵大家要肯下苦功夫。王陽明先生從小立誌成聖,他認為人生第一等事就是“讀書學聖賢”,並問大儒婁諒“聖賢可學而至乎?”,婁諒告訴他“可學而至!”,更加堅定他立誌成聖的決心。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也是表明“人人皆可成聖賢”的觀點。他要求“邁穩步子、夯實根基、久久為功”,與陽明先生說的“凡學之不勤,皆誌之尚未篤耳”都強調要持之以恒。正所謂“有誌之人立常誌,無誌之人常立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心浮氣躁,朝三暮四,學一門丟一門,幹一行棄一行,無論為學還是創業,都是最忌諱的。”隻有知行合一、久久為功,才能贏得勝利。


(十三)

    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是全麵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全方位向黨中央看齊,做到“表裏如一、知行合一”;必須是具體的,不能光口頭講講,要落實在各個方麵、各項工作上;必須是堅定的,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照辦,黨中央禁止的堅決杜絕。

  ——20145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中央辦公廳各單位班子成員和幹部職工代表座談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是全麵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全方位向黨中央看齊,做到‘表裏如一、知行合一’。在這裏,習近平總書記是要求大家說話做事講誠信,言行一致,說的是心裏話、做的是良知事,不可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這是規矩,也是做人的根本。

  對於陽明心學中“知行合一”的要義我們前麵多次講到。這裏不重複,然而關於知行合一的踐行,《傳習錄·答顧東橋書》有這樣的問答,錄於下,幫助大家理解踐行。

  顧東橋寫信給陽明先生,信中說:“真知就是用來指導行的,不行就不算得知。這種說法,如果是為了讓求學的人抓住要點,確立教義,努力踐行的話,倒可以這樣說說。如果真的想說行就是知,恐怕他們一味尋求自己的心,從而遺棄萬物之理,就一定有蒙昧而不通之外。這難道是孔門知行並進的一定之規嗎?”

  陽明先生回信答:“知的真切駕實處是行,而行的精明覺察處就是知,知與行的功夫本來就不可分離。隻因後代的學者將它們分為兩截用功,才失去了知和行的本體,所以才有‘知行合一’、‘知行並進’的觀點。真知就是用來指導行的,不行就不算得知。就用您來信所說的‘先知食物然後吃’等比喻就可說明。前麵,我已經大略地提到了。這雖然是為抓住要點,挽救時弊而說的,但知行的本體原來就是這樣,並非我要用一已之見來妄加評論,或者即興發揮來製造一時的轟動效應。一味地尋求本心而拋棄萬物之理,這本來就是失去本心的。萬物之理,並不在自己心外,於自己心外尋求萬物之理,也就沒有物理了。拋棄物理而尋求自己的心,心又是什麼東西呢?心的本體,是性。性,也就是理。所以有孝敬雙親的心,也就有孝道這理;沒有孝敬雙親之心,也就沒有孝道這理了。有忠於國君的心,也就有忠君的理;沒有忠於國君的心,也就沒有忠君這理了。理,難道在我的心外嗎?朱晦庵告訴人說:‘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這樣,在心與理的一分一合之間不免已經開啟了學者將心與理分為兩半的弊病,這就是後人之所以有一味尋求本心而拋棄物理的弊端,他們正是由於不懂得心就是理而已。在心之外去尋求萬物之理,所以有蒙昧而不通之處。這就是告子認為義在外,而孟子批評他不懂義的原因。心,隻有一個。從它整體惻隱而言叫做‘仁’,從它能忖度適宜而言叫做‘義’,從其思索有條理而言叫做‘理’。所以、不能從心外去尋求仁、不能從心外去尋求義,難道唯能從心外去尋求理嗎?到心外去求理,這就是知與行被判為二的原。到自已的心中去尋求理,這是孔門知行合一的教海。您又有什麼懷疑的呢?

  對話中,陽明先生詳細闡述了“知行”為什麼“合一”,怎麼理解“知行合一”。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就是要大家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各項決定,不能光口頭講講,要落實在各個方麵、各項工作上。不光“知”,還要“行”,而要“知行”要“合一”,“表裏”要“如一”,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全方位彰顯對對祖國的忠誠、黨的忠誠、對人民的忠誠。


(十四)

    當今世界,戰火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民眾依然身陷炮聲硝煙之中,無數婦女兒童的生命麵臨著嚴重威脅。一切有良知、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應該行動起來,共同製止戰爭、維護和平。……中國將積極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同世界各國共同維護人類良知和國際公理,在世界和地區事務中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熱點問題的解決,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

  ——2014515日,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

  【解析】這段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了“良知”,希望一切有“良知”的人行動起來,共同製止戰爭、維護和平;並表明中國的立場,“中國將積極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同世界各國共同維護人類良知”。

  “良知”思想是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內容,講到陽明心學,最先聯想到的便是“良知”,那麼,“良知”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呢?錢穆先生在《陽明學述要》上作了解析:

  《傳習錄》上說:

  “知善知惡是良知。”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兩字,本是北宋以來理學家最認真探索討論的問題,其實天理隻是分善別惡的一個總名,除卻分善別惡,便無天理可見。至於善惡的標準,推極本源隻在人心的自然靈覺處。所以天理隻從人心上發,除卻人心,不見天理。那個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叫“良知。

  “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

  人心真誠惻怛地求生,那生便是天理。一切助長生者是善,一切摧抑生者是惡。人心真誠惻怛地求愛,那愛便是天理。一切助長愛者是善,一切摧抑愛者是惡。那一番求生、求愛的心,以自然明覺而發見,那便是良知,良知便是自然明覺,所明覺的則稱天理。若舍掉良知,又何從見天理?又何從別善惡?

  《傳習錄》上又說:

  “良知隻是個是非之心,是非隻是個好惡。隻好惡就盡了是非,隻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這裏的是非,便是上文的善惡。是非之心,便是一個分善別惡之心。一切善惡最後的標準,便是人心之好惡。人們因為好生惡死,所以助長生者是善,人們稱之為是;摧抑生者是惡,人們斥之為非。人們因為好愛惡仇,所以助長愛者是善,人們稱之為是;摧抑愛者是惡,人們斥之為非。人又叫一切善為天理,其實則隻是人心,隻是人心之好惡。

  我們明白了良知即是天理,是是非之心,也就能明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就是希望世界各國都能遵循“天理”,去摧抑“戰爭”這個“惡”,這個“非”;去助長“和平”這個“善”,這個“是”。如此,便是彰顯“光明之心”,便是“致良知”。


(十五)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貴在堅持“知行合一”、堅持“行勝於言”,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要注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常化、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個人都能感知它、領悟它,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實際行動。

  ——2014524日上午,出席亞信上海峰會後,在上海視察自由貿易試驗區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到“知行合一”,我們前麵也多次解讀。在這次講話中,他強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貴在堅持‘知行合一’、堅持‘行勝於言’,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

  梁啟超先生在《傳習錄集評》裏說:“知行合一這四個字,王陽明終身說之不厭。一部《王文成公全書》,其實不過這四個字的注腳。”

  為了便於學者記憶持習起見,梁啟超先生把《傳習錄》裏許多關於“知行合一”的話頭分成三組,每組拈出幾個簡要的話做代表來進行了闡釋。今天我們摘錄他的第一組,一起來重溫學習:

  “第一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傳習錄·徐愛錄》)

  第一組的話是將知行的本質作合理的解剖說明。陽明以為凡人有某種感覺,同時便起某種反應作用。反應便是一種行為,感覺與反應,同時而生,不能分出個先後。他說:

  《大學》指出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悉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隻是不曾知臭。(《傳習錄·徐愛錄》)

  這段比喻,說明知行不能分開,可謂深切著明極了,然猶不止此。陽明以為感覺()的本身,已是一種事實,而這種事實早已含有行為的意義在裏頭。

  他說: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一一不曾有私意隔斷的。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隻是不曾知。(同上)

  又陽明是主張性善說的,然則惡從哪裏來呢?他歸咎於私意隔斷,此是陽明學說重大關目。

  常人把知看得太輕鬆了,所以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一類話(:這是偽《古文尚書》語)。徐愛問陽明:‘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兩件事。’陽明答道:‘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弟。’(同上)比如現在青年們個個都自以為知道愛國,卻是所行所為,往往與愛國相反。常人以為他是知而不行,陽明以為他筒直未知罷了。若是真知道愛國滋味和愛他戀人一樣(如好好色),絕對不會有表裏不如一的,所以得著‘知而不行隻是不知’的結論。”

  梁啟超的解釋、比喻更加貼近生活,讀來更容易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要求“知行合一”,並提出“行勝於言”。他說的“知行合一”是在王陽明的基礎上進行了現實化,強調“知道了要去行動”;而提出“行勝於言”,則是要求“言行要一致,而且行動比語言更重要”,強調的是“行重於知”。知道了就要去行動,不行不足以謂之知,“行”是“知”的具體證明。王陽明先生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能去行動,固然是真知,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與王陽明的論述完全契合。

  這就如同鄧小平同誌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幹出來的,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習近平總書記說“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次講話,如果我們隻說不做,不“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常化、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個人都能感知它、領悟它,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實際行動。”那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一句空話。


(十六)

    要牢牢把握服務發展、促進就業的辦學方向,深化體製機製改革,創新各層次各類型職業教育模式,堅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引導社會各界特別是行業企業積極支持職業教育,努力建設中國特色職業教育體係。

  ——2014623日,對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的指示

  【解析】在講到職業教育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是堅持“工學結合、知行合一”。對於“工學結合”,筆者認為有兩層意思,一是“工作和學習相結合,就業和教學相結合”;二是“工作中有心得就是學習的提升,學習中有收獲就是工作的成果,工作是學習的表現形式,學習是工作的組成部分”。

  對於“知行合一”,我們解釋過多次,這裏引錄梁啟超《傳習錄集評》中關於“知行合一”的第二組敘述,供讀者參考:

  “第二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第二組的話是從心理曆程上看出知行是相倚相待的,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了一邊,那一邊也便不能發生作用了。凡人做一件事,必須先打算去做,然後會著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驟。換一麵看,行是行個什麼?不過把所打算的實現出來,非到做完了這件事時候,最初的打算不會完成。然則行也隻是貫徹所知的一種步驟,陽明觀察這種心理曆程,把他分析出來,說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當時有人問他道:‘如知食乃知,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陽明答道: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途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曆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曆而已先知路途之險夷者耶?(《答顧東橋書》)

  現在先解釋‘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那兩句。陽明為什麼和人論‘知’字時卻提出‘意’字來呢?陽明以為我們所有一切知覺,必須我們的意念涉著於對境的事物終能發生。離卻意念而知覺獨立存在,可謂絕對不可能的事。然則說我們知道某件事,一定要以我們的意念涉著到這件事為前提。意念涉著是知的必要條件,然則意即是知的必需成分。意涉著事物方會知,而意生涉著那事物便是行為的發軔。這樣說來,‘知是行之始’無疑了。由北京去南京的人必須知有南京,原是不錯。為什麼知有南京必是意念已經涉著到南京?涉著與知,為一刹那間不可分離的心理現象,說他是知,可以;說他是行的第一步,也可以。因為意念之涉著不能不認為行為之一種。

  再解釋‘行是知的工夫’‘行是知之成’那兩句。這兩句較上兩句尤為重要,陽明所以苦口說個知行合一,其著眼實在此點。我們的知識從哪裏得來呢?有人說,從書本上可以得來;有人說,從聽講演或談論可以得來;有人說,用心冥想可以得來。其實都不對。真知識非實地經驗之後是無從得著的。你想知道西湖風景如何,讀盡幾十種《西湖遊覽誌》便知道嗎?不。聽人講遊西湖的故事便知道嗎?不。閉目冥想西湖便知道嗎?不,不。你要真知道,除非親自遊曆一回。常人以為我做先知後行的工夫,雖未實行,到底不失為一個知者。陽明以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說:

  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傳習錄·徐愛錄》)


(十七)

    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集中教育活動需要提高認識,更需要付諸行動,以新的思想認識推動實踐,又以新的實踐深化思想認識。……實踐證明,集中教育活動隻有堅持知行合一,不斷讓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讓行動自覺深化思想自覺,才能抓得實、做得深、走得遠。

  ——201410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

  【解析】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說到“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還明確指出“集中教育活動隻有堅持知行合一,不斷讓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讓行動自覺深化思想自覺,才能抓得實、做得深、走得遠。”

  對於“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以及“知行合一”的解釋,我們前麵說了多次,這裏我們繼續引用梁啟超《傳習錄集評》中對“知行合一”的第三組解析:

  第三組:“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文集·答友人問》)

  統觀前兩組所說,知行合一說在理論上如何能成立,已大略可見了。照此說來,知行本體既隻是一件,為什麼會分出兩個名詞?古人教人為學為什麼又常常知行對舉呢?陽明說: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答友人問》)

  又說: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隻是一個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分作兩件事做。(《答友人問》)

  又說:

  若令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隻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隻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隻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使說一個亦濟得其事、隻是閑說話。

  以上幾段話,其意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釋。我們讀此可以知道陽明所以提倡知行合一,一方麵因為知行本體本來如比,另一麵也是針對末流學風“補偏救弊”的作用。我們若想遵從其教得個著力處,隻是要從真知真行上切實下工夫;若把他的話隻當作口頭禪玩弄,雖理論上辨析得很詳盡,卻又墮於“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的痼疾,不是陽明先生本意了。習近平總書記講“讓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讓行動自覺深化思想自覺。”其意與陽明先生“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正好契合。正是克服、避免“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的對症之藥。


(十八)

    日本侵略者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震驚了世界,震驚了一切有良知的人們。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都對南京大屠殺慘案進行調查並從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論,一批手上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受到了法律和正義的審判與嚴懲,被永遠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20141213日,在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儀式上的講話

  【解析】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批判和譴責,說“日本侵略者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震驚了世界,震驚了一切有良知的人們”。從講話中不難理解,日本侵略者的行徑震驚了“有良知”的人們,那麼,製造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日本侵略者是沒有“良知”的。對於良知,我們前麵有講到過,後麵還會講到。在《傳習錄·黃以方錄》有這樣一段話:

  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

  王陽明認為,誠意的根本表現在致知上。“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這句話,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從這個良知不去做,那麼,這個良知就被遮蔽了,就不能致知。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擴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實去鍾愛,即便知道憎惡,也不能切實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誠呢?所以,致知是誠意的根本所在。但是,並非無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實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這件事上做,意在除惡上,就在這件事上不去做。除惡,固然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從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糾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歸於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達極,而意的產生,好善除惡,沒有不誠的了。

  王陽明說良知與生俱來,人人具足,那麼我們為何又說日本侵略者是沒有良知的呢?因為他們的罪惡行徑已經辱沒了“良知”。他們或許知道善,但沒有遵從良知去做,明知道惡,卻不遵從這個良知不去做,所以他們的“良知”是被遮蔽了的,已經沒有了常人“良知”的光芒,他們是罪人,理當受到法律和正義的審判與嚴懲。


(十九)

    同學們正處在人生的黃金時期,不僅要有求學求知的熱情,而且要有心係國家、心係特區的擔當,做到‘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為將來走上社會,投身特區和國家建設做好思想品德、學識修養、能力才幹等多方麵的儲備。

  ——20141220日,在澳門鄭裕彤書院與青年學生交流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講到“知行合一”,我們已多次作解讀。他也幾次提到“學以致用”,並且與“知行合一”同時提出、同時強調。

  在講“知行合一”時又講“學以致用”,其實都是強調“學”與“用”的結合,希望能將所學的東西實用化,適用化,不僵化。如果讀書是為了機械地死記硬背,而不懂運用,那麼就失去了我們讀書的真正意義。正所謂知的真切篤實之處就是行,行的明晰精察之處就是知。真知就是能夠踐行的,不能踐行的就不能稱之為知。

  徐階在為《陽明文集》作序時說:

  “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眾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

  他認為,隻要能以身實踐,就是真知,則誦其一言足也,反複讀《傳習錄》已經是多餘的;如果不能以身踐行,就算是讀盡了王陽明所有的書也是沒有用的。

  習近平總書記幾次強調“學以致用”,正是希望我們讀書時注意領會要義,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中能夠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活學活用,真正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


(二十)

    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也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要把文化變成一種內生的源泉動力,作為我們的營養,像古代聖賢那樣“格物窮理、知行合一、經世致用”。

  ——201536日,與貴州省代表團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多次講到陽明心學,此前我們也對其大概要義進行了闡釋,對“知行合一”進行了多條解讀。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到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從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自王守仁(即王陽明)提出心學的宗旨在於“致良知”,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我們常說“讀古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習近平總書記說“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也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是對陽明心學的高度認同,並肯定其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那麼,學習利用好陽明心學,就是對這個“精華”的傳承和弘揚。

  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那麼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呢?中國傳統文化是民族曆史上道德傳承、各種文化思想、精神觀念形態的總體,是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道儒文化為主體,中國約5000年曆史中延綿不斷的政治、經濟、思想、藝術等各類物質和非物質文化的總和。年代久遠,分布廣闊,是幾千年曆史長河中經過大浪淘沙後留下的凝聚之學、兼容之學、經世致用之學。

  關於“文化自信”一詞,201410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委要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高度,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把文藝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貫徹好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把握文藝發展正確方向。”就提出的,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講到文化自信。後來,在2016517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20166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說“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強黨的意識、黨員意識、宗旨意識,堅守真理、堅守正道、堅守原則、堅守規矩,做到以信念、人格、實幹立身。”至此,正是將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並列提出。幾天之後,20167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在講話中提出“四個自信”,要求“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並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的勇氣,我們就能毫無畏懼麵對一切困難和挑戰,就能堅定不移開辟新天地、創造新奇跡。”

  自信來自於對自己民族的了解與認同,自信來自於對自己傳統文化的理解與信任。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陽明心學正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因有其龍場悟道的創新精神,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能挺立道德主體、提供生態智慧、涵養政德官德、激發良知擔當、增強文化自信而曆久彌新,從而成其為“精華”。


(二十一)

    對任何企圖歪曲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曆史的言行,中國人民和亞洲受害國人民不答應,相信有正義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會答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曆史,是為了開創未來;不忘戰爭,是為了維護和平。

  ——20155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的講話

  【解析】王陽明龍場悟道後,平生講學都是圍繞“良知”展開,充分說明良知思想在王陽明心學中的重要性。何為“良知”,我們已經作過解釋,但對如何彰顯良知,王陽明有過多條解答。

  《傳習錄·答陸原靜書》中,陸原靜問:

  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複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王陽明回書答: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複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從王陽明的回信看,他認為本性沒有不善的,所以知沒有不良的。良知就是“未發之中”,就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的本體,人人都具有的。但是不能避免被物欲遮蔽而晦暗,所以必須通過學習來摒除這種昏聵蒙蔽。然而對於良知的本體,最初不會有絲毫的損害。知無不良,而中和、寂靜、大公卻沒有完全呈現,是因為昏聵蒙蔽沒有被完全摒除,良知的存養還不純粹而已。本體是良知的本體,作用是良知的作用,哪還有什麼超然於體用之外的呢?

  習近平總書記說“對任何企圖歪曲美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曆史的言行,中國人民和亞洲受害國人民不答應,相信有正義和良知的日本人民也不會答應。”不難理解,愛好和平的人,有正義的人,有良知的人不會做傷害他人的事,不會歪曲事實去為侵略者唱讚歌。如果真有之,則是沒有“良知”的。“牢記曆史,是為了開創未來;不忘戰爭,是為了維護和平。”這本身就是知行合一思想,沒有經曆被侵略的摧殘與傷害,是不會真正懂得這句話中的苦痛與堅強。

  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但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曆史,警鍾長鳴,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在彰顯我們良知的同時,不讓侵略者再有機可乘。


(二十二)

    一切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戰爭曆史責任的言行,不論以什麼形式出現,不論講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自欺欺人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否認侵略曆史,是對曆史的嘲弄,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然失信於世界人民。

  ——20159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

  【解析】法西斯的行徑是世人所不恥的。對侵略戰爭進行否認、進行歪曲甚至美化都是沒有良知的,是極端不負責任,不敢直視自己的內心。如果企圖掩蓋自己的罪行,他的良知是得不到安寧的。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什麼是道呢?《傳習錄·答陸原靜書》載: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入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比。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隻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

  王陽明直言“良知就是道”。他認為,良知自在人心中,不管是聖賢還是普通人都是如此。如果沒有物欲牽累遮蔽,單憑良知發揮運行,就都是道。但是普通人大多被物欲蒙蔽,不能遵循良知。像上麵談到的張良、黃憲、諸葛亮、韓琦、範仲淹等人,天生資質清明,遮蔽的物欲比較少,所以良知發揮運行的地方就多,自然離道就近。所謂的學,就是指學習遵循這個良知而已。所謂知學,隻是明白應該專心學習遵循良知。他們幾個人雖然不知道專心在良知上用功,有的興趣廣泛,受到別的東西影響或迷惑,所以他們有時偏離道,有時符合道,沒有達到純粹的境界。然而,假如他們明白了這一點,就是聖人了。

  當然上麵列舉的都是我國古代的大賢,對於那些良知被蒙蔽,侵略他國、傷害他人而不思懺悔的人,是不會明白的,他們終將失信於世界人民,在噩夢中備受煎熬。


(二十三)

    中國人曆來崇尚氣節、崇尚嚴謹、崇尚務實,講良知、守信用,嚴和實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容,是傳承民族品性、倡導社會新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要根據不同人群的特點、通過形式多樣的活動,在全社會弘揚嚴和實的精神。

  ——20159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說“中國人曆來崇尚氣節、崇尚嚴謹、崇尚務實,講良知、守信用”,這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充分自信,是對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充分自信。又說“嚴和實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容,是傳承民族品性、倡導社會新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要根據不同人群的特點、通過形式多樣的活動,在全社會弘揚嚴和實的精神。”是希望我們在生活中、工作中,認真抓好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與弘揚,抓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地“講良知、守信用”。

  王陽明龍場悟“良知”之道後,一生都在踐行良知精神,平時講學也往往不出良知之意,通過良知思想來實現自己的“親民”。後來回到越地講學期間,連續作了很多篇詠良知的詩。這些關於良知的詩中,首推《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在此前的解析中,我們在不同的地方,分別引過其中的第一首、第二首,這裏引另外的兩首,並引日本陽明學學者岡田武彥先生的解讀,與大家共同學習。第三首是: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這首詩告訴我們,良知就藏在心中,就像定盤針那樣給我們指示方向。因此,良知正是宋儒所講的天理,萬事萬物皆有定理,不可陷入外求的迷惘。第三句中“從前顛倒見”是王陽明認為世間儒生奉為正宗的朱子學,在方法路徑上是“顛倒”的。而且,在這首詩中,可以說是明示了王陽明所講的“培根之學”的真髓,總而言之就是良知。王陽明認為自己在領悟良知以前,求道於外部枝葉之學,而不是內部根源,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在提倡“良知”說以後,王陽明在這首詩中向世人明示了朱王兩家學說的區別,一個向外求理,主張“格物致知”;一個向內求理,主張“知致物格”。

  再來看看第四首: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

  這首詩是說,良知即天理,而天理不可外求。第一句中的“無聲無臭”是源於《詩經·大雅·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臭”,讀音xiù,意思是“氣味的總稱”,同“嗅”。《中庸》也曾引用,說無聲無臭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天理的極致。王陽明以《大學》中的“獨知”來講述良知,也即是“慎獨(君子必慎其獨)”,朱熹注解說:“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王陽明論述:“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

  在上述詩中,王陽明將朱熹說的“獨知之地”改成了“獨知時”,而且認為這就是本心,即良知。將“地”字改為“時”字,大概是跟詩韻有關,不必討論。

  第二句中說,無聲無臭是天地萬物之基礎,也可以說良知即是宇宙的根本。因此,王陽明感歎道,我心即良知中藏有取之不盡的真理,世人卻不知求其於心內,而是將其拋棄,求之於外,所以在後句中吟道,這就像乞丐乞討一樣。


(二十四)

    曆史是一麵鏡子。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對曆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良知。曆史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塑造。銘記曆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為戒。

  ——2015928日,在紐約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對曆史,我們要心懷敬畏、心懷良知。”不難理解,對曆史心懷敬畏本身就是一種“良知”體現,心中沒有敬畏,就是沒有良知。

  對於王陽明的“良知”之道,我們前麵反複進行解析,相信大家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王陽明在《示諸生三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中說: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

  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這首詩是說,人本來就具有天然無雕飾的良知,不需要求之於人或書籍。若能發揮良知,便可成就德業。第一句中說的“天真”指良知。王陽明認為,要想成就德業,致良知便可,因為每個人都具備,所以不需要求之於人或者閱讀古書。第四句中的“謾從故紙費精神”,王陽明認為格物窮理、尋章摘句是徒勞精神的。其實王陽明並未排斥讀書,他自己飽讀詩書,知識淵博,這一點讀過《王陽明全集》之後便可一目了然。隻是王陽明指出,應該向內求理,摒棄私欲,充分彰顯自己的良知,不應該將讀書求理放在首位。在詩的後半部分,第五句中,王陽明首先說天地運行、陰陽變化之道並非通過八卦顯示,而是皆在我心。接下來,王陽明講道,心性並非有形,本來無形、不染塵垢的東西就是良知。神秀大師曾作偈,將佛性比作明鏡,明鏡易沾塵埃,應當時時拂拭,不可怠慢修行。而六祖慧能則作偈說,佛性本來就沒有被塵垢蒙蔽,隻要直指佛性就可以,沒必要拂拭塵垢。王陽明暗中引用這一典故,直指良知的純粹性和能動性。雖然以一點禪語加以說明,但是我教與禪並不相同,隻是為了清楚說明良知才引用了禪語。自不必說,王陽明所講的良知和禪所講的佛性並非一回事。(以上對王陽明詩的解析引自日本陽明學大家岡田武彥先生,下同)

  第二首詩說: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

  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

  隻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

  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這首詩並沒有直接論述良知,隻是告訴我們,人生道路是平平坦坦的,就是《易》所講的易簡,因此不可求難於文辭。而且,遇事反觀自身,便知有良知,遵循良知可以輕易成就德業。修行聖人之道極為簡易,舉例來說,隻要行孝悌,便可成為堯舜。這是引用了《孟子·告子章句下》裏麵的話。

  第三首則說: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

  遂使蓁茅成間塞,僅教麋鹿自縱橫。

  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

  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這首詩將求道比作去長安的行人,敘述了良知乃易簡之道,人們卻去冒險,最終導致身亡。這條道極為分明,人們卻因見聞文辭把它當作險難之道,自討苦吃。

  有人就良知提問王陽明,因此他又作《答人問良知二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加以說明。

  第一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

  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

  這首詩中,王陽明說,任何人先天都具有良知,此外再無他知。因此,良知不可求於人,應當自己體會。

  第二首:

  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

  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這是說,良知是自身具有的,要體會良知,就如同自身的痛癢要自己體會,如果拿自己的痛癢去問別人的感受,別人是說不清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談到“以史為鑒”,說“曆史是一麵鏡子。以史為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舊唐書·魏徵傳》: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直言敢諫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難過,流著眼淚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矣!”唐太宗李世民喜聽、善取各種獻議,深諳“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之理。其直諫大臣魏徵曾上疏數十,直陳其過,勸太宗宜內自省,居安思危,察納雅言,擇善而從。後魏徵逝死,太宗親臨吊唁,痛哭失聲。“以史為鑒”,是指以曆史為借鑒。即將其成敗得失,引以為鑒,以免重蹈覆轍。


(二十五)

    我們要著眼長遠,完善亞太中長期合作戰略架構。中國古代先賢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人不能沒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

   ……

  我們要采取行動,把共識轉化為成果。“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20151117日,出席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的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次講話題為《深化夥伴關係,共促亞太繁榮》,講話中說到“中國古代先賢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人不能沒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他說的這位“中國古代先賢”正是王陽明。“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出自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

  前麵我們講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王陽明1508年春到達貶謫地貴州龍場(今修文縣),並在貴州龍場玩易窩“日夜端居澄坐,以求靜一”,最終悟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的“良知”之道。後他從玩易窩遷至龍岡山東峰,將東洞改名“陽明小洞天”,作詩《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以記,從詩中看,他對龍岡山的冷清是百感交集的,對自己的家鄉是充滿依戀的。

  後來,龍場人民經常前往陽明小洞天看望王陽明,見他居住的山洞很潮濕,王陽明又常常感冒生病,於是主動砍伐木閣箐的樹木為他修房屋。大約二十來天,房屋修好了,好幾間。當地百姓都來看他的新居,王陽明很高興,還作了《龍岡新構》二首以示紀念:

  其一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

  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趣。

  開窗入遠峰,架扉出深樹。

  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

  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

  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其二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

  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

  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

  低簷避鬆偃,蔬土行竹根。

  勿剪牆下棘,束列因可藩;

  奠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

  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

  毋為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這兩首詩對剛剛落成的新居進行了描述,從詩中“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來看,他對新居是很滿意的,是超出他的想像的。他認為房屋太寬了,自己不能獨享,也住不了那麼多,便叫來洞中聽他講學的學生一起住進去,現場一位學子提議說:“先生在這龍岡山給我們講學,不如,我們把新居起名叫‘龍岡書院’吧。”王陽明表示讚同,於是“龍岡書院”就誕生了。

  《教條示龍場諸生》正是王陽明為龍岡書院的學生寫的“學生守則”。文中提出了“立誌、勤學、改過、責善”四條,以規範學生的誌向、言行、處事。習近平總書記引用的“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就是其中“立誌”部分的話。後麵我們會專門講《教條示龍場諸生》一文,這裏不多說。

  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還引用了荀子的“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以表達出“行”更勝“知”,凡事應該“知行合一”的願望和要求。

  這句話出自《荀子·儒效》,原文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矣。”意思是沒有聽到的不如聽到的,聽到的不如見到的,見到的不如了解到的,了解到的不如去實行,學問到了實行就達到了極點。


(二十六)

    全麵從嚴治黨,既要注重規範懲戒、嚴明紀律底線,更要引導人向善向上,發揮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領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本”在人心,內心淨化、誌向高遠便力量無窮。對共產黨人來講,動搖了信仰,背離了黨性,丟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圍獵”中被人捕獲。隻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風邪氣近身附體。

  ——2016112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引用了王陽明《傳習錄》中的“身之主宰便是心”,原文是: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包含了其主要哲學思想。王陽明回答的意思是:對了。身之主宰就是心,心之所發就是意,意之本體就是知,意之所在就是物。比如,你的心意在侍奉雙親上,侍奉雙親就是一物;你的心意在事奉國君上,事奉國君就是一物;你的心意在仁民、愛物上,仁民、愛物就是一物;你的心意在視、聽、言、動上,視、聽、言、動就是一物。所以我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欲事立,先是心立。”立誌重在立心,心之不立,是誌之未篤也。陽明先生講“致良知”,我們黨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歸根結底都是要在“心”上下功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也是終極目標,必須在“全心”二字抓好踐行。“全”,是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全周期抓好服務工作,是全力以赴,永無止境;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心”,是精心、靜心、盡心、淨心。精心,就是要科學謀劃,細致工作,力求工作精準、精細,百姓滿意;靜心,就是要靜下心來,撲下身子努力幹工作,戒驕戒躁,心平氣和,不受外界因素幹擾自己的正確判斷和準確把握;盡心,就是要盡忠職守,盡心竭力,凡事“致良知,盡己責”,不以“過得去”為止境,而以“過得硬”為目標;淨心,就是幹幹淨淨,忠誠擔當,凡事“存天理,去人欲”,幹幹淨淨做人,幹幹淨淨做事,在工作中、生活中但求問心無愧,做到“我心光明”,在為人民服務過程中坦坦蕩蕩,毫無功利之心。

  王陽明說人的本體是心,是良知。“本”在人心,就是良知在人心。習近平總書記說“內心淨化,誌向高遠便力量無窮”,就是我們隻要淨化自己的內心,掃除心中的私欲,讓良知保持“中”,就能力量無窮,就能“此心光明”,就能在“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路上勇往前行。

  王陽明說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仁就是要仁民愛物,類同於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對共產黨人來講,動搖了信仰,背離了黨性,丟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圍獵”中被人捕獲。隻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風邪氣近身附體。”不能丟掉宗旨就是要“守初心”,“立根固本”的過程就是“擔使命”的過程,就是事上磨練的過程。所以,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是我們的“守初心、擔使命”。


(二十七)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實踐證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強大凝聚力,激發了積極的合作意願,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功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和指導原則。同時,“上海精神”具有超越時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和價值,為所有致力於睦鄰友好和共同繁榮的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也為國際社會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實踐注入了強大動力。

  ——2016624日,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上的講話

  【解析】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次講話,標題為《弘揚“上海精神”促進共同發展》,講話中引用了《傳習錄·陸澄錄》的話,原文是:

    (陸澄)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複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對話中,陸澄問王陽明“惟精”“惟一”如何用功。王陽明說“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不是說“惟精”之外,還有什麼“惟ー”。“精”字是米字旁,我就用米來打個比方,要讓米純粹潔白,就是“惟一”的意思,但如果不下舂、簸、篩、揀之類的“惟精”功夫,米就不可能純粹潔白。舂、簸、篩、揀是“惟精”的功夫,其目的不過是要讓米純料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都是些“惟精”的功夫,其目的是為求“惟一”。其他,如“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誠意”的功夫;“道間學”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等等,也都是這個意思。”“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結果。聖學隻是一個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成兩件事。”

  王陽明多次解答“知”與“行”的關係。曾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如此說來,他的“知”就是“惟一”,他的“行”就是“惟精”。“知”和“行”的關係,是“主意、念頭”和“實踐過程、處理結果”的關係。這就明白了,我們做一件事,起了念頭,就是“知”,就是開始;為了達到目的,按照這個念頭去踐行,去下功夫,就是“行”。“知”與“行”是一體的,不是先立一個“知”,再去立一個“行”,隻有“行”了,“知”才有意義。所以王陽明又說“知而不行,隻是未知。”。也就是說,隻說“知”,而沒有“行”,就不是真知。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就是表明“上海精神”催生的強大凝聚力,激發出的積極的合作意願,是知行合一、內外聯動的;就是表明中國人做事是誠信的,是可靠的,是確定了目標就不懈追求的。也因此,“上海精神”為所有致力於睦鄰友好和共同繁榮的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為國際社會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實踐注入了強大動力。


(二十八)

    “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95年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英勇奮鬥,成千上萬的烈士為了這個理想獻出了寶貴生命。“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這些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誓言生動表達了共產黨人對遠大理想的堅貞。理想之光不滅,信念之光不滅。我們一定要銘記烈士們的遺願,永誌不忘他們為之流血犧牲的偉大理想。

  ——20167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解析】立誌,就是確立誌向,凡事隻有確立了明確的誌向、目標,才能有所成就。立誌在王陽明的教學思想裏是非常重要的,他認為一個人隻有樹立了誌向,才能成事。凡是不能持之以恒、不能一以貫之的事都是樹立的誌向不堅定,不實際。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引用了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中的“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其原文是: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誌;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誌

  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誌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誌之未立耳。故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誌矣。

  為方便大家學習、理解,我們把上麵的段落翻譯出來,意思是:

  “(同學們)大家追隨我到這裏,情真意切。我擔心沒有什麼能力幫助你們,沒有什麼可以教你們,用四條要求互相勉勵,來答謝各位同學的厚意:一是立誌;二是勤學;三是改過;四是責善。你們要認真聽,不要不在乎。

  樹立誌向

  誌向不樹立,天下就沒有可以做成功的事情,即使是各行各業的技能手藝,沒有一項不是以誌向為出發點的。如今求學之人懶散怠慢,荒廢時日,最終一事無成,都是由於誌向沒有樹立罷了。所以立誌成為聖人,就可以成為聖人;立誌成為賢人,就可以成為賢人。誌向不樹立,就像沒有方向的船,就像沒有籠頭的馬,終究達不到目標。過去有人說,如果行善使他的父母惱怒他,他的兄弟怨恨他,家族中人及同鄉朋友厭惡他,這樣的善行不做也罷;如果做了善事父母都喜歡,兄弟都高興,家族中人及同鄉朋友都尊敬相信他,為什麼不去行善而成為君子呢?假使做了壞事父母都喜歡,兄弟都高興,家族中人及同鄉朋友都尊敬相信他,這樣的壞事做做也無妨;做了壞事讓父母惱怒,兄弟怨恨,家族中人及同鄉朋友厭惡,為什麼還要去行惡而成小人呢?各位同學想到這些,就可以知曉應立什麼誌了。”

  王陽明在文中說得非常明白,你立什麼誌,就成什麼人,如果沒有堅如磐石的誌向,你就什麼事都成不了。古人說,“有誌之人立常誌,無誌之人常立誌。”如果我們經常立誌,而所立之誌不能一以貫之,那麼這個“誌”就是空談,是實現不了的。

  在引用王陽明的話來強調“理想信念”十分重要之後,習近平總書記說“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樹立了理想信念,明確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遠大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這個遠大理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英勇奮鬥,成千上萬的烈士為了這個理想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用獻血表達了共產黨人對遠大理想的堅貞。這個初心和使命,至今仍然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正以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同步小康的舉措奮勇前進。


(二十九)

    一是要愛國,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二是要勵誌,立鴻鵠誌,做奮鬥者。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王守仁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可見,立誌對一個人的一生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廣大青年要培養奮鬥精神,做到理想堅定,信念執著,不怕困難,勇於開拓,頑強拚搏,永不氣餒。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幸福。三是要求真,求真學問,練真本領。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實幹家。“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學到的東西,不能停留在書本上,不能隻裝在腦袋裏,而應該落實到行動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2018050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8050302)

  【解析】以上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給學生提出的四點希望。其中講到青年學生“一是要愛國,二是要勵誌,三是要求真,四是要力行”。此前,20145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青年學生“一是要勤學,二是要修德,三是要明辨,四是要篤實”。我們前麵講到過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要求諸生做到四條:“一曰立誌,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還專門提到“王守仁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對於“立誌”,僅《傳習錄》中,王陽明說的就有七處,這裏列舉陸澄錄的三處:

  其一:

  問立誌。先生曰:“隻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誌。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隻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其二:

  又曰:“立誌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

  其三:

  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誌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隻是誌到熟處。”

  從我們摘錄的對話看,王陽明說得很清楚,立誌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不立誌,什麼事都成不了。他說立誌就是念念要存養天理,隻要此念常存,其他的都是從這個“念”去存養擴充。又說立誌就像種樹,剛種下時隻有根,沒有樹幹,後來有了樹幹,還沒有枝葉,有了枝葉後才慢慢有花,有果。還說“善念存時,即是天理。”認為此念就像樹的根芽,人們立誌,就是長立此善念而已。

  有人問王陽明,立了誌,卻不能有所成,是怎麼回事?王陽明說,那不是真正的立誌。有人說,立了誌但不能持之以恒去學習、去存養,怎麼回事?他說那是誌向不夠明確、不夠堅定。有人說,立了誌,也努力了,但自己並沒有得到提升,怎麼回事?王陽明說,那立的不是“必為聖人”之誌。

  如此說來,王陽明所說的“立誌”,立的是善念,是頭腦,是主意。而這個“善念、頭腦、主意”就是“根本”,需要去擴充,隻有“本立”,才能有“道生”。他所要求要立的是堅定的誌向,是立了以後就要持之以恒去“勤學”,去“存養”的誌向,是“必為聖人”的誌向,是成事成聖的“初心”。

  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講話,除了講“立誌”,還要求要“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引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來強調知行合一。由於此前我們對此內容多次解析,在此不再贅述。


(三十)

   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是一件大事,關乎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計。廣大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要在常學常新中加強理論修養,在真學真信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學思踐悟中牢記初心使命,在細照篤行中不斷修煉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保持對黨的忠誠心、對人民的感恩心、對事業的進取心、對法紀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堅、政治強、本領高、作風硬。

  ——201931日,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人民日報》 2019030201)

  【解析】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到了“知行合一”,要求中青年幹部要“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除了我們前麵的解讀,在這次講話之前,習近平總書記20161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426日在知識分子、勞動模範、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99日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考察時的講話,20161129日在紀念朱德同誌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31日在紀念周恩來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81123日在紀念劉少奇同誌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9111日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講話等,都提到了“知行合一”。由於此前我們多次解析“知行合一”,從不同的角度對“知行合一”的要義進行了分析,所以沒有重複解析。今天我們重點從工作如何踐行“知行合一”思想作簡單解讀,與大家共勉。

  “知行合一”作為王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之一,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有五處解答,先是在《徐愛錄》中,徐愛未領會“知行合一”的要義,問於先生,王陽明解答一次;其次是在《答顧東橋書》中兩次提到;第三是《答歐陽崇一》中;第四是《黃直錄》裏,黃直問“知行合一”,王陽明作解讀。

  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層意思:

  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裏“主意”是指統帥、打算,功夫即指途徑與方法。

  第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這裏的“知”既指一般的知識,也包含意念、知覺、動機、意誌,在王陽明看來,這一知的實質已經包含了行。

  第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主要是針對割裂知行內在聯係的“知先行後”論提出的。在這裏,“行”不僅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道德實踐活動,而且指主體的道德判斷和道德抉擇的意識活動,這一豐富的思想內涵恰恰為人的道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於“知行合一”時代價值,應當從以下幾方麵去理解和踐行:

  第一,“知行合一”從百死千難中來。“知行合一”是王陽明1508年“龍場悟道”後總結提煉的。“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居夷處困,在人生低穀中日夜端居澄坐,以求靜一,反思自己的人生經曆,總結自己的學術思想,拷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的過程。“龍場悟道”的結論“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就是陸九淵說的“心即理”。不過,他賦予了“心即理”新的內涵,就是“心在物上,理在心上”。認為隻要用心於一件事物上,這件事物的道理和規律就在自己的心上。所以,“龍場悟道”是一種創新精神,是逆境中的安貧樂道,值得今天學習和借鑒。此後,1509年,王陽明應貴州提學副使席書之邀,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才正式論述“知行合一”。可見“知行合一”是王陽明“龍場悟道”後,在龍場就已經總結出來的,按照王陽明自己的話說,是從百死千難中來的。

  第二、“知行合一”是一種實幹精神。王陽明的“知”包含良知、認知、感知、知識,他的“知行合一”倡導“知”和“行”的一體性,一致性。認為沒有知而不行的,如果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主張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過程和結果;知是行是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這實際就是主張“知”和“行”的同一性。這正是“一念發動處就是行”的實幹精神,值得弘揚和傳承。

  第三、“知行合一”與“不忘初心”相輔相成。所謂實幹,是要有目標的。之前我們講,王陽明主張凡事先要“立誌”,這個“誌”就是“誌向、目標”,是善念,是主意,是初心。而一旦立下了“必為聖人之誌”,就需要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凡是立了誌不去踐行的,都是誌向不正確,不堅定。能夠向著自己的誌向去做“工夫”的,就是“知行合一”;而能夠“知行合一”的,也恰恰是“不忘初心”。

  第四、“知行合一”是一種“事上磨練”。凡事需要在“事”上磨,才能立得住,才能動亦定,靜亦定。關於“知行合一”的實證,王陽明列舉了如“好好色,惡惡臭”等;關於“事上磨練”,王陽明講到很多,也列舉了如“知饑,必已饑過;知痛,必已痛過”等,在此不作細述。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物”,意念發動時,把心放在什麼上,什麼就是一物。在講“知行合一”時,“知行合一”本身就是一物;如果把“知行合一”當成一事,那麼去踐行“知行合一”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事上磨練”。


(三十一)

    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樹立遠大理想。青年的理想信念關乎國家未來。青年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堅不摧的前進動力。青年誌存高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青春歲月就不會像無舵之舟漂泊不定。正所謂“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青年的人生目標會有不同,職業選擇也有差異,但隻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國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才能更好實現人生價值、升華人生境界。離開了祖國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賞都會陷入越走越窄的狹小天地。

  ——2019430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 2019050102)

  【解析】這次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引用王陽明《教條示龍場諸生》中的“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同時還說“青年誌存高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青春歲月就不會像無舵之舟漂泊不定。”這是王陽明對立誌的論述,原文是:

  故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

  意思是立誌要成為聖人,就可以成為聖人;立誌要成為賢人,就可以成為賢人。誌向不樹立,就像沒有方向的船,就像沒有籠頭的馬,胡亂飄蕩奔跑,終究達不到目標。

  對於“立誌”,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曾六次在講話中強調,分別是:

    201159日,在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與師生座談時說:“他(王陽明)講到的幾點基本要求,第一條是立誌,年青人首先要立誌。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所以年青人首先要立誌。”

    20151119日,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第一階段會議上作題為“深化夥伴關係,共促亞太繁榮”的講話。說到“中國古代先賢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人不能沒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

    20167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201754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勉勵學生要“立誌做大事,不要立誌當大官”。

    2018050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說“要勵誌,立鴻鵠誌,做奮鬥者。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王守仁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2019430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說“青年誌存高遠,就能激發奮進潛力,青春歲月就不會像無舵之舟漂泊不定。正所謂‘立誌而聖則聖矣,立誌而賢則賢矣’”。

  對以上所列舉的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引用的關於立誌的論述,此前我們逐一作了解析,相信大家已有了解。對於如何“立誌”,卻需要自己結合學習、工作、生活的實際去領會和運用。王陽明要求立誌是立“必為聖人”之誌,這裏的“聖人”是寬泛的,是“人人皆可成聖”的“聖”。也就是說,隻要我們立的誌是善的,是客觀可行的,能提升自己的修養,能報國,能親民,並且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去存養,去“事上磨”,最終實現自己的這個“誌”,那麼就算是“聖人”了。如果不立誌,或者“誌之尚未篤”,也或者所立之誌不是“必為聖人”之誌,有惡念,有私欲,就當戒之,格之。否則,終將“無可成之事”。


 

  作者:李半知,本名李小龍,70後,土家族,貴州德江人。現任貴州省修文縣文聯主席。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會理事,貴州省陽明學學會副秘書長,陽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員,陽明詩社社長,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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