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民:地域學術與黔學

原載:《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圖文來源:“地域文化研究”公眾號2020-04-9

發布時間: 2020-04-09 瀏覽次數: 10

    2020年第2期《地域文化研究》刊載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榮譽院長、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儒學會會長張新民教授論文,題:地域學術與黔學。全文如下:


    編者按:中華學術豐富多彩、曆久彌新。以文獻來分,有經史子集;以地域來劃分,有齊學、蜀學、關學、浙學、湘學、黔學、徽學等。可以說各個地區由於自己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以及傳統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構建、學術的創造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內涵。 地域文化又如同百川歸海,共同彙聚為中華文化的大傳統。本刊邀請蜀學、湘學、黔學、關學研究的四位資深教授,圍繞“地域”“文化”進行交流,並以“文化筆談”的形式刊出,期望能進一步推進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開展。 

    作者簡介:張新民,貴州大學必威官网亚洲 榮譽院長、教授,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儒學會會長,研究方向: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貴州,貴陽,550025


張新民教授

 

    我想先談一下地域學能否成立,成立的依據是什麼的問題,然後再以此為宏觀背景,簡單介紹一下黔學的發展情況。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特別主張“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實際就是強調應該針對物產的豐歉多寡,習俗的良窳好壞,因地製宜地加以治理。讀《漢書·地理誌》即可知道,漢成帝時已將全國劃成不同的區域,並特別注意相關區域的習俗差異,目的仍然是如何針對地方實際開展合理有效的治理。在這一整體背景和致思脈絡下,區域學的研究及相關成果的積累,就不能不成為一種曆史的必然,越到後期成果內容就越顯得豐富。根據《漢書·地理誌》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儒學也是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慢慢發展起來的。嚴格說當時隻有魯地“好學猶愈於它俗”,齊地“土多好經術,矜功名”,其他地區或“高富下貧”,或“俗誇奢,上氣力”,或“薄恩禮,好生分”,按照儒家的價值標準,都有因勢利導或移風易俗的必要。可證儒家早期也是作為一個地域學派才發展起來的,最初主要集中在魯齊兩地,以後再逐漸向各地傳播滲透,即使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後,也經曆了很長一段時期,才成為跨地域的全國性思潮。 

    以儒學不斷發展、傳播和擴大的整體曆史進程為範例,似可斷言任何學派的早期發展都不可能沒有地域性。至於以後傳播速度的快慢,流行範圍的大小,則取決於自身學說的理論圓足性與實用有效性,當然也關涉到文化心理認同的具體程度,需要社會曆史條件的適當配合。但無論如何,一地的學術思想如果傳入另一地,必然就會在傳播或過程中嵌入當地的社會曆史經驗內容。這就是所謂的曆史性和具體性,曆史性和具體性也可稱為在地性。我們固然應該重視學術發展自身固有的內在理路或發展脈絡,但也有必要關心其與地方社會結合後所產生的經驗形態或變化方式。在這一意義脈絡下,地域學的產生顯然是必需和必要的。無論著眼於實然或應然兩個層麵,地域學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不可否認的客觀曆史事實。地方曆史文化的存在就是地域學產生和發展的客觀現實根據,離開了地方曆史文化的客觀存在就談不上地域學的產生和發展。 

    學術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既然不能排除地緣因素的影響,地域學的形成與發展必然也會受到地方習俗文化的浸淫或製約。因此,如何自覺主動地了解地方民情風俗,將其提煉上升為國家治理經驗,從而成為政府部門決策施政的依據,就不能不成為國家製度建構必須考慮的問題。缺少了地方史的國家史將會顯得空洞,抽離了國家史的地方史也會顯得狹隘。區域學的建構不僅有地方性的意義,而且也有國家性的價值,宏觀固然可以包容微觀,微觀顯然也能彰顯宏觀。如同國家與地方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一樣,地方與地方之間當然也有明顯的互動關係。這就決定了任何地域學都隻能是開放而非封閉的。 

    現代地域學之所以區別於古典地域學,我以為其發軔當可溯自20世紀初。當時梁啟超為了建構他所說的“新史學”,就曾主張分省分區地研究整體性意義上的中國。也就是說,認識整體性意義上的中國必須從地方開始,隻有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認識清楚了,我們才能建構更大範圍的整體分析框架,從而全麵準確地認知或了解中國。至於愛國家也必從愛鄉邦始,如果連自己的鄉邦都不愛,又遑論什麼愛國。同樣的道理,如果連自己的國家都不愛,又奢談什麼愛人類。所以,理解或解釋好地方便是理解或解釋好中國的一條方法論路徑,理解或解釋好中國也是理解或解釋好世界的一條方法論路徑。反過來,我們也有必要以世界性的眼光來觀察中國,以全國性的眼光來了解地方,透過整體和局部、宏觀和微觀或明或暗的循環解讀,真正建構起必要的地方學術傳統,形成異彩紛呈的地域學繁榮局麵。正是由於有了新的方法論的高度自覺,尤其是研究典範的突破性轉化,才形成了與古典地域學明顯有別的現代地域學,盡管新舊之間並非完全對立,古典與現代之間仍有密切的聯係。

    黔學的提出相對較晚,大概延至民國年間才有人提出黔學這一概念。20世紀90年代,我們開過有關貴州學的betway必威唯一官方网站 會,也有一些專題研究論文發表。近十年來關注的人越來越多,成立了不少黔學研究機構,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但是如何定義黔學,學界的討論仍很模糊。主要原因是貴州文化比較特殊,世居民族數量眾多,多元性特征較為突出。我想或許可以用“大傳統”與“小傳統”來做適當區分,狹義的黔學主要指屬於“大傳統”的betway必威唯一官方网站 及其傳承,經史子集的文獻曆代積累很多;廣義的黔學則應同時兼顧大、小兩種傳統,我們當然不能將地方族群或民間社會的研究排除在外。 

    黔學概念雖然要到民國年間才產生,但決不等於之前的黔地就無學術文化的研究與傳承。以“大傳統”即儒道釋三家的視域觀察,貴州學術顯然可追溯至漢武帝時期的舍人。讀一下曆代史誌目錄及朱彝尊的《經義考》即不難知道,他是為《爾雅》作注的第一人,也可視為貴州經學研究的開山者。稍後則有盛覽,他曾跟司馬相如學賦,司馬相如告訴他:“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他撰有《合祖歌》《列錦賦》,不僅為崛起於邊地的一代賦家,而且也開了廣義的心學傳承的先河。再即為東漢時期的尹珍,曾北上中原跟許慎學古文經,又從應奉學今文經,學成後即返鄉辦教育,傳播儒家思想和價值。他們都是最早傳播儒家價值的重要人物。兩漢時期儒家思想已在西南、嶺南地區漸次傳播,不妨看成是國家經營戰略的一件大事。 

    魏晉以迄唐宋,國家對今貴州地區的控製,無論羈縻或經製,可說都十分鬆散,但南宋時播州楊氏已開始建孔廟,並延經師課讀子弟,我們判斷程朱理學當已在貴州傳播,盡管他們的信仰世界明顯雜有釋、道兩家的成分,並非由儒家管控的一元的單純的天下。 

    明代貴州儒家的發展開始步入高峰,主要得力於科舉製度在地方的推行,也與大量漢族移民的進入有關,同時也離不開地方官員的熱心倡導。與程朱理學並峙的是陽明心學,正德三年(1508)才開始傳播,鑄就了一批心學人物,形成了黔中王門學派。清代則有考據學的興起,主要傳承漢代經學。 我們看漢三賢祠的興建,為什麼要特別祭祀舍人、盛覽、尹珍三人,主要就是經學運動喚醒了他們的漢代記憶,同時也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正統資源,從而壯大地方學術的聲勢,所以清代貴州的經學著述,數量也相當可觀。 

    儒家的重要學術流派,在貴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具體可概括為四類:一是漢代經學,二是程朱理學,三是陽明心學,四是乾嘉考據學,分別體現了不同的意義模式,代表了不同的詮釋進路,構成了地方性的文化傳統,反映了內地化的發展大勢,當然也是黔學必須關注的內容。無論明代的王學或清代的漢學,後來都有不同學派的分化和發展,明代的黔中王門與清代的沙灘學術,我以為都是值得重視的地域學派。清代貴州大儒鄭珍曾有詩句:“師法千年來,儒者各涵詠。”可見儒學的傳播必須透過“千年之眼”才能觀察清楚,各種思想資源相互交彙碰撞,當然也有了綜合的發展取向,獲得了明顯的地域性經驗形態。 

    儒家思想經過多方麵的渠道,特別是科舉製度的推行與各類學校的創辦,也不斷向民間社會或民族社區滲透,影響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形成了大、小傳統長期複雜互動的有趣景觀,發揮了維係或穩定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當然也表現出多種文化因子混雜組合的地緣形態,實際已形成了一個地域性的文明體係。這是廣義的黔學必須如實加以研究的,我們不能隻盯著“大傳統”而遺忘了“小傳統”。 

    地域學盡管不能等同於地方文化,但它仍應以學理的方式來展示一方文化的精神品質。現在問黔學的精神品性是什麼,貴州文化的地緣特征應該如何歸納?我們看清初學者陳法的《黔論》已有了很好的概括。作為一個有著強烈本土意識的貴州學者,陳法經過深刻的反思,概括黔地或黔人有“五病”“八便”。其中“八便”即居黔的八種好處,如“無大荒鋟”“無祁寒盛暑”“風俗簡樸”“奇山水可供遊觀”“山多林木,養生喪死無憾”“山洞可以避秦”等等,有些我們今天僅憑直觀即可客觀感受。“五病”則為黔人的五種弊端,每一種都用一個字來代表:陋、隘、傲、暗、呆。他認為除了“呆”以外,其他四種毛病都是可以改變的,如“陋者宜文之,隘者益廣之,傲者益抑之,暗者益通之”,隻有“呆”字應該珍惜,不能用“巧滑”來加以改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呆”即“樸實而不知變詐,謹傷而不敢詭隨”,最能表現做人的“直道”,顯示做事的“實心”。前人認為“黔人不好誇飾,故不為外人所知”,這當然就是“呆”或質樸的表現。 

    黔地學風質樸篤實,當然也有山的風骨。曾擔任過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先生,他就認為黔地多山,山必有山的風骨,所以貴州人不缺鈣。“不缺鈣”即意味著堅毅質樸,說明貴州人生活在大山之中,始終擁有山的精神。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又象征著仁愛精神,體現了堅忍不拔的人文氣象。所以,完全可以用堅毅質樸來表現貴州文化的地域特點,展示黔學的學風氣象。 

    一地之學必對一地之文化有所影響,當然也必對一地之文化展開研究;反之,一地之文化也必對一地之學術產生影響,需要通過一地之學來加以提煉和升華。二者長期良性循環並互構互動,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現在我們一談到什麼“學”,就必須用西方的概念來定義,甚至套用自然科學的現成方法,似乎人文學的任何研究都必須清晰地加以界定。其實與哲學、史學、文學等專業分科學科不同,地域學的概念是比較鬆散的,凡涉一地之山川、曆史、人物、文化等等都應該研究,也都是可以納入其範圍,它是寬泛意義上的學問而非專門性的學科,因而很難以單一學科的概念來加以嚴格界定。但既為地域學則不能不受到地理空間的限製,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規範,隻是說它很難建立嚴密的理論體係。而一地之文化隻有經過知識學的嚴格處理,才更容易學習、接受、掌握和傳播,所以地域學也不能放棄知識化、學術化的發展取向,必須積累能回應各種現實挑戰的地方性知識,它的存在永遠都為生活世界所必需。 

    曆史上的確產生了不少的地域學派,當然需要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來作為符號象征。例如湘學的船山、閩學的朱子、關學的張載、浙學的王充等等,他們既是一地文化地靈人傑的代表,也是一方學術創論立說的象征。剛才我們講到黔學,黔學便頗受湘學、蜀學、浙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便是沙灘文化,不僅長期受到湘學、蜀學的影響,甚至浙學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因為貴州禪學之所以興盛,溯其淵源,考其終始,則主要傳承浙江天童圓悟一係的法脈,而遵義恰好為禪宗最活躍的地區,何況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大學遷入,也對當地產生了重大文化影響。 

    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學者,他們都是沙灘文化的傑出代表,是否形成了學派尚可以討論,但學術貢獻的巨大當是無可置疑的。例如,鄭珍早期研究程朱,也就是所謂的宋學,後來潛心經學,當然就更重視漢學,尤其擅長“三禮”研究,經學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之所以由宋學轉向漢學,主要是受了安徽名儒程恩澤的影響。他與程恩澤在湖南相處一年多時間,與湘中學者交往頗多,他的名字“鄭珍”兩字是程恩澤所起,因而又字“子尹”,就是表示要效法東漢鄉先賢尹珍,並特別推崇漢儒許慎、鄭玄的學問,顯然是清代漢學的重要發揚者。但我們也不能斷言他就完全放棄了宋學,尊重朱子可說貫穿了他的一生。晚年他曾有撰寫《危語》表彰宋學的想法,隻是因為逝世太早,所以未能留下任何文字。他不是心學陣營中的人物,但對陽明本人仍十分推崇。 

    我們回顧以鄭珍為代表的沙灘學者,可說他們已在從事綜合各家各派,以求折中一是的工作,盡管時局動蕩造成了很大的限製,但他們仍表現出一種集大成的學術氣象。有趣的是,無論地緣環境或政治地位,鄭珍生前均長期處於邊緣,但他用生命積累起來的學術成就,卻在身後不斷從邊緣走向中心。顯然,邊緣與中心是可以互動的,邊地未必就不能回應全國性的大問題,隻是如何堅忍不拔地守住寂寞,沙灘學者已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他們是古典黔學的重要發揚者和總結者,代表了古典黔學最後的燦爛霞光。 

    除鄭珍的經學成就極為突出之外,莫友芝的版本目錄學也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與黎庶昌都曾做過曾國藩的幕僚,受湘學的影響很深。莫氏曾受曾國藩的囑托,遍訪江南藏書,他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亭知見傳本書目》,曆來為學者所稱道。黎庶昌是散文大家,與同時的薛福成有“南黎北薛”之稱,文風新穎醇厚,為桐城派重要人物。沙灘學者的成就是多方麵的,我們當然應該推尊他們為黔學的代表。 

    最後,我想說的是,沙灘文化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其實不是貴州人,而是浙江大學的學者。抗戰期間浙大南遷遵義後,張其昀曾主編《遵義新誌》一書,便有了專門介紹沙灘文化的文字,是沙灘文化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沙灘文化當然不能等同於貴州文化,沙灘學者的成就也不能等同於黔學的成就,但以它作為標誌性符號,象征黔學成就或黔人精神,我以為是完全能夠成立的。他們繼承了傳統中國多方麵的思想資源,代表了一個久遠的人文傳統,是崛起在黔中大地上的學術文化群體,不僅具有地域性特征,更具有全國性意義,完全可以作為更大範圍的黔學的突出代表。 

    關於黔學的重要成就,學界一般認為有以下四點。 

    一是方誌學成就。貴州自明代以來,前前後後共編纂了近三百部方誌,集中反映了黔學發展的一個麵相。其中最具典範意義的便是鄭珍、莫友芝合纂的《遵義府誌》,梁啟超稱為“天下府誌第一”,張之洞認為“燦然可列著作之林”。與鄭、莫先後同時,賀長齡聘湖南學者鄒漢勳入黔,先後編纂了《貴陽府誌》、《大定府誌》、《安順府誌》,與《遵義府誌》一樣,也都是一流上乘之作。大家知道,鄒是著名輿地學家,曾與魏源一起撰寫《海國圖誌》,他編纂的《大定府誌》,林則徐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張之洞的父親張所修的《興義府誌》,也是一部值得稱道的名誌。貴陽青岩人周鍾蠧在台灣諸羅縣任上,也主修了一部名誌——康熙《諸羅縣誌》,香港著名地理學者陳正祥譽為“天下縣誌第一”。貴州學者能在方誌學領域拿到兩個“第一”,不能不視為黔學的驕傲。 

    二是禪學成就。陳援庵(垣)先生撰寫《明季滇黔佛教考》,便特別表彰了滇黔兩省的禪學成就。他的這部著作主要敘述自天啟至永曆一段的佛教史跡,實際已涉及入清以後的曆史,但書名之前仍冠以“明季”兩字,即是為了表彰固守人格氣節的遺民,尊重他們的政治立場和身份選擇。晚明時期中原佛教已經衰頹至極,西南獨能承接東南禪風的波動,特別是南明政權恰於是時駐蹕貴州,文人雅士紛紛逃禪,禪宗的興盛可謂空前。我過去曾主持編撰《黔靈叢書》,即收錄了大量禪宗語錄,提供了不少佛教發展的有用資料,集中反映了貴州禪學方麵的成就。陳先生的這部《明季滇黔佛教考》則全麵介紹了禪宗興盛一時的情況,當為最具代表性的黔學經典著述。 

    三是詩學成就。明代貴州就有謝三秀、楊龍友、周漁璜等一批著名詩人,清代的詩家更受到世人的廣泛關注,最具代表性意義的作品便是鄭珍的詩歌創作。四川大儒趙熙評價鄭珍的詩,以“絕代經巢第一流”許之。今人錢仲聯也有“清史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的評語。以鄭氏為清代詩壇的“宗祖”,當是晚清以來多數學人的共識。大約八年前我曾接待過加拿大學者施吉瑞,他是葉嘉瑩先生的學生,研究工作剛從唐宋轉入清代。他就認為鄭氏在詩史上的地位,當不亞於大詩人杜甫。去年他的大作《詩人鄭珍與中國現代性的崛起》出了中譯本,書中不僅將鄭珍拔高到可與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媲美的程度,而且更將其視為現代性大變局的早期源頭。他的評價正確與否,我們暫不置論。但可以斷言的是,曆代貴州詩家,他們不僅用自己的作品營造了一個情感的詩化世界,而且也鑄就了一個賡續不斷的人文傳統。 

    四是心學成就。陽明“龍場悟道”後即開始傳播他的心學思想,講“知行合一”及“心即理”等學說,培養了一批黔中弟子,因而黔中王門的學術成就也不可輕易忽視。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就是大儒孫應鼇,他的《易》學和《四書》學成就都十分突出。剛才我們講到明清易代之際,儒家學者為堅守氣節而紛紛逃禪,其中就有不少心學人物,當然服膺程朱學的學者也不少。陳寅恪為《明季滇黔佛教考》撰序,便明言“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他認為時當明清大變局之際,貴州“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實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陳援庵先生也認為“明季中原淪陷,滇黔猶保冠帶之俗,避地者樂於去居岐”。可見僻處西南邊陲的雲貴兩省,當時已成為華夏正統的象征。與《明季滇黔佛教考》類似,陳寅恪先生的序言也是黔學研究的綱領性文獻。 

    以上隻談到方誌學、禪學、詩學、心學等方麵成就,實際可向大家介紹的還很多。地域學是包容性很大的學問,黔學當然也不可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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